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 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原国民党政府广西省主席黄绍□（音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 谈会上发言：「我去各地视察时亲眼见到的事，镇反、肃 反运动中，处决冤枉，惨不忍睹。但死者已矣，不能复生， 该他命短，不去谈它。然未处决还在押者，尚有五百一十 二件冤案。其中举出几件冤案的情况为代表，和党的方面 谈一谈。」他举的例子有上海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批评苏 联医学不及德国、日本，认为不应将苏联医学拿来误人子 弟，于是被指为「反苏」、「反革命」，遭逮捕关押一案； 有上海原沪江大学校长因早年代表国民党政府赴德与希特 勒政府签订秘密贸易协定，被指为反革命，关押六年不审 不判一案。举了几个例子后，黄氏又总结道：「我认为这 样的肃反，尽是冤狱……文明国家，有冤狱的赔偿规定， 社会主义国家冤狱就冤死了结。……要人民如何信仰？国 家社会如何安定？」（注１：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 实录史》第八至九页。）

    　　另一位国民党老党员、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艺群则如此鸣放：「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别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注２：同注１， 第九十九页。）

    　　渖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 渖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民盟湖南省负人杜迈之认为「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 是「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主张成立「肃反善后委员 会」。民盟湖北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则斥 责中共搞的肃反，「把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 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

    　　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则鸣道：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 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 怖。」「不管甚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我觉得，反会把一些 本不一定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 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 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 会。」（注３：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的口气比较和缓，但问题 却提得十分尖锐：「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 其是肃反运动。」对于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 具」，他表示异议：「中国今天镇压对象只有百分之几，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注４：《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

    　　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 报》中鸣放道：「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 常伦。」提议对肃反中积极参与的人「追查责任，以法律 制栽」。

    　　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六月六日在民盟的学 者会议上说：「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清斗，有人听了流泪 ……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种事，简直是太黑暗了。…… 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注５：成文出 版社《中国往何处去》第五十二页。）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非常局长座谈会上，司法局副 局长、原政法学院教授楼邦彦说：「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 是知识份子，而且都整错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说：「肃反运动有甚么成绩？」 「文艺界又肃出了甚么特务？」「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 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 常可怕。」（注６：《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七号 第一九一页。）

    　　剧作家吴祖光在文化界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 「肃反这种斗争形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是罪恶的。」 「建议文联出一个小册子，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 通知大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启贤说：「对肃反重新估 价的问题，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 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作 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做试验，这叫甚 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 情。」（注７：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阿房宫赋》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可 是现在却变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注８：见《首 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三二八页。）

    　　山东工学院的民盟、九三学社成员（均为教授）召集 了六次「平反座谈会」、「肃反座谈会」，请肃反时被斗 的人诉苦。他们抨击该学院的肃反运动是「乱点鸳鸯谱」， 学院领导肃反的人「无理、无知、无情、无能，个别的无 耻。」（注９：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河南农学院女学生姜卓廉是院学生会副主席，她认为 「农学院的肃反是违法乱纪」，并主持学生会通过决议， 成立独立的、不受党委管辖的「肃反调查小组」，还召开 了「控诉大会」。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聂国屏说，过去的运动「伤害了许 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他主张「过去判十年、二 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德钧肃反时被逼自杀身亡。鸣 放时，该校经济系教授、九三学社昆明分社负责人秦瓒对 《云南日报》记者说：「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 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 就成了一个小组里有反革命……但谁也不敢说『不见得』 ……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本来是打『老虎』， 结果是把狼、狗、猫都打了。十分之三、四的人都背上了 包袱。」

    　　山东省文联艺术部部长、画家任迁乔说：「哪个单位 打不出『老虎』，（领导）就要摘乌纱帽。肃反都要凑百 分之五的数字，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这些都是与中 央的政策有关系。」（注１０：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

    　　又如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中共山东省委召开 会议上发言：「肃反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反革命份子可能 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 反的指标。……我们看，靠『人治』是多危险。」 （注１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青岛日报》。）

   肃反时凑百分比、按预定的数字捉人，非仅山东省一 处，全国都是这么干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在一个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将 数字列了出来：「以第一次肃反为例，共产党不从细密调 查工作出发，而是事先拟定必须打击的一张数字单，规定 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份子五百名（似应为五千－－引者）， 上海七千名，武汉五千名，广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 此上下数字。……结果就使无数的人民受了害。」由于对 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冠以「畏罪自杀」的罪名， 顾还指出：「对并非畏罪，而是畏斗、畏逼者，必须清查， 予以名誉的恢复，并须照顾其家属。」（注１２：同注１， 第十七页。）

    　　提到「畏罪自杀」，实在不能忘记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率领船队由香港开赴大陆的四 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 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个人之一。（注１３：见《现 代作家》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报载：五十年 代中期，毛主席对黄炎培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工 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卢本人在新中国确也受 过优待，在毛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曾两次得到坐在毛身旁 的礼遇，周恩来也曾端著酒杯到他座前来敬酒。然而，仅 仅一年以后就搞起了运动，他在四川成了「不法资本家」。 在无情斗争之后，他自杀了（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他「一九五二年在重庆病逝」）。 随后，四川当局在报纸上公布了他的「罪行」。

    　　卢作孚本为中国一代爱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 年，这个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份子为了「实业救国」，集 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 县一所小庙的殿堂开始了他的事业。事业发展后，他当过 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 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他住 在公司职工宿舍里），地无一垄，银行里甚至没有一文存 款。他真是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

    　　卢的遭遇实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一九五二年 初开始的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资本 家的违法行为，正是以「不法」攻「不法」。对于偷税漏 税，不是坐下查账，以数字为依据，而是先把人扣起来， 用饿饭、疲劳审讯的办法让人交待。那些被斗的，要是熬 不住日夜追逼，便只好用死来解脱了。

    　　卢氏是服毒死的，大多数死者却是采取更简单的法子 －－跳楼。当时主持全国「五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 主任薄一波在一九八八年回忆此事道：「『五反』开始后， 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 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 发生跳楼事件不好……」 （注１４：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后来，上海市长陈毅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 一千三百多个，他感到很不安，若早点作宣传，本来会缩 小到一千名之内的。具体数字目前无法核实。）

    　　资本家死了就死了，那是无人去为他们平反的，只是 由于卢作孚当年太有名，对中国工商业的贡献太大，从重 庆到上海长江一线，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无一不知当年有过 「民生公司」。当局在三十多年后还肯承认当时公布的卢 的「罪行」不实，并费心为他平反，表示要纪念他对中国 近代工业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他「畏罪自杀」者 －－包括千名以上在上海跳楼的所谓「不法资本家」－－ 则永远在中国的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严格来说，卢氏之死可能是通讯不够发达，上下来不 及通气，以至阴差阳错造成的。不管毛泽东如何想消灭资 产阶级，他总该还感念卢率船队来归的功劳，卢氏本人不 可能是他要直接打击的对象。只是运动一下子搞得太猛， 卢氏生性太烈，行动太快，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想到将他 的个案另行处理，他已经以死抗争了。他的死与一九六六 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名作家老舍的死相类似，只要向毛、 周求救，或者忍几天等毛、周伸来援手，都能免于灭顶。 可是他们都撰择了死。不过，卢氏即使不死，日子也不 会好过。譬如他的公司的经济研究室主任就被送到新疆 去「劳动改造」，直到三十年之后才宣布平反，说是搞 错了。

    　　上述鸣放者，本人并不是肃反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替 别人申诉，鸣不平，有的鸣放者甚至是肃反中的积极份子。 譬如上海同济大学助教汪长风是该校青年团委组织部长、 上海市人民代表，肃反时曾搜查过学生的日记告信件，使 部份被斗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杀身死。现在他在全校 近千人的教师大会上说：「如今我觉吾了，我愿意向被斗 的人道歉，向死去的忏侮……」（注１５：见香港自联出 版社《鸣放回忆》一书中《我戴著帽子写回忆》。） 他还说：「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 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 ……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的错误。…… 」（注１６：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