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国家，政府承担着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地回应、满足和实现公民的正当要求。从广义的层面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履行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和义务，即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反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

   梁启超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写道：“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纲维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贵也”。

   自古以来，既使最落后反动、残民以逞的政府，口头上无不高喊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的。言行不一乃至矛盾，乃专制国家之政府的惯常形态。以三代表自封的共和国政党，以为人民服务自诩的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公仆自号的共和国各级领导，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但不能“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又其甚者，“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权而又自侵之”，大半个世纪以来，其勇于欺凌人民、践踏人权的种种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可谓举世无双，咱就不多嘴了。眼下有个现代的例子，充分说明咱们的人民政府是多么厉害，“非惟不能助民自营力而反窒之”！

   爱滋病的泛滥，正在成为我国的一大殃民祸国的难题，甚至灾难。2002年6月27日，联合国驻北京机构联合发表对中国艾滋病的严重警告。在这份对中国2001年度艾滋病的评估报告中，联合国警告中国，目前中国已经有100多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国家。

   万延海先生十几年来坚持对“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建立帮助热线，积极推动社会理解与同情，促进教育与立法工作，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怀与援助。他所主持的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立8年来，为推动公众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维护艾滋病人的权益和权利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陈小雅在给江泽民、李鹏、朱鎔基的公开信中所言：

   “按理说，万延海的工作，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万延海承担的职责，应该是中国政府承担的职责；万延海的工作受到的来自不文明社会落后意识的阻力与障碍，中国政府有义务为之排除。因为社会的弊病即是政府的隐痛！一个“合法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远大于个人的义务！然而，人们遗憾地看到，从政府机构方面，万延海得到的不是支持、鼓励与帮助，而是阻挠、拆台，甚至打击”！

   据万延海先生介绍，自从项目进入有组织活动以来，项目人员相继受到各种调查和滋扰，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党组下达指令，要求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解除万延海负责的“艾滋病求助热线”工作职位，万延海和研究所所长陈秉中被批评为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同年8月10日，陈秉中退休。一年后，万延海被迫辞职。1994年3月，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立，挂靠在某学院健康人类学系。2002年7月1日，政府要求该学院停办健康人类学系和调离万延海，从而爱知行动项目失去组织合法性。

   与万延海类似的遭遇，还有一位退休大夫------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大夫高耀洁。1996年，高耀洁得知河南农村大批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非法卖血造成的以后，全力以赴投入教育农民预防艾滋病的工作。

   但是高耀洁的业绩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她虽然收到了世界卫生理事会的[健康人权奖]的奖牌、奖金和路费，但政府却不准她亲自去领奖。她说，直至去年，政府还一直禁止或阻拦她去各地做预防爱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地方官员不但不支持她的工作，还多方加以阻挠。在海外媒体报道河南艾滋病问题以后，地方官员还指责她和敌对势利勾结。

   瞧，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人民公仆！无所作为也罢了，还不许少数高觉悟的侠义之士尽心尽力做好事实事！最可恶的是还要诬蔑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击迫害他们，甚至说他们“和敌对势利勾结”！

   数千年来，特别是我党执政的数十年来，“民生之所以多艰”、国家之所以积贫积弱、人民之所以多灾多难，就是因为政府“非惟不能助民自营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权而又自侵之”！如此下殃其民上祸其国的政府，有不如无啊！

   东海一枭200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