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法律为王！

   让我们来重复一下《礼记•礼运》中的这段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理想，吸引了历代无数仁人志士向往追求为之奋斗。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续通鉴论》中提出“公天下”的主张，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孙中山终生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伟大理想，常把《礼运》篇中这段名言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然而，这个原儒美好的社会理想却首先在西方及日本、南韩等“夷狄之邦”初步实现，连东海蛮荒之岛台湾也奋起直追。尽管未能达到“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至美至善境界，但民主选举制度保证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广大公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堪称大同的初级阶级矣。

   唯在中国大陆，至今依然一党专制，大道不行也，天下为党，选劣与恶，人与人之间欺诈公行，如仇如敌，民众老无所终，壮无所用，幼无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无所养，物质生活、政治权利乃至生命权都缺乏有效保障，谋兴而不闭，盗窃乱贼而大作！君主社会家天下，党主社会党天下，都属于弱肉强食、天下为私的人治社会。由于党主政治类似于“僭主政治”，没有任何合法性，以马列专政斗争哲学为治国理念，“政教合一”，比起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来更为反动，政治更为恶劣，官场更为腐败，社会更为黑暗，人民苦难更为深重！

   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就必须变党权至上为宪法至上，变强者恶者为王为“法律为王”，也就是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为王是法国民主先驱孟德斯鸠和美国建国先驱潘恩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治有两大原则,一是法律为良，二是法律为王。《人权宣言》以政治宣言的形式确认了法治原则，要点有：法律的实质在于保护人权和自由，凡违反这一原则的法律条款皆为非法；法律具有普遍性，对任何人和事都适用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分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以保障法律至上的原则不受侵犯等。

   中共的法律规章多如牛毛，多以压制剥夺人权，维护党权特权为宗旨，衡以现代文明，无疑皆属恶法；中共领导之下制订的宪法，也是另有乾坤，暗藏大恶。例如，它缺乏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违宪行为的制裁；它未能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叙述已大大落后于所有制变革的现实；宪法中充满许多灰色地带，没有限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任期等，还有关于理论问题、信仰问题的条款，都是不宜却写进了宪法中去。现行宪法的序言充斥着叙述性内容，极不严肃，四项基本原则，更为反动。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一步只限民权不限政权的坏宪法，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执政党起码的尊重。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宪法几同一張废纸。

   只有法律为王，才能天下为公；只有重新修宪，在一部符合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适性价值的“好”宪法的指导下修订各项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才能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及自由，化解中国社会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无数盘根错结的冲突和矛盾，建立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如《人权宣言》所确认：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人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他们可以按其能力担任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天下为公，法律为王，这已是天下之大道，普世之真理。大道未行，老枭为王。在确立良宪良法至高无上的“王位”之前，老枭将遥继孔子作春秋当新王的精神，以道德良知和历史正义为王心，取代中共，行赏善罚恶批判现实之事，执褒贬进退庆让黜陟之权，以彰特权阶级的罪恶，以慰弱势群体的苦难，以表民主志士的光荣，以铭维权勇士的劳勋，以还历史公正、以兴民主大道，以“为现实诊脉，为时代传真，为罪恶立碑，为英雄授勋，为真理鸣钟，为民众代言, 为民族招魂，为传统续命，为文化寻根，为理想树帜，为思想传灯，为自由擂鼓，为专制送终！”（枭诗）

   在法律非良、宪法非王、天下为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象老枭一样致良知，张正义，反恶制，审特权，把特权腐败分子押上道德的法庭，这也算是“为王前驱”吧。随着欢呼迎接“法王”者越来越众，把他们押上法律和历史的审判台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2006-1-9东海一枭

   首发2006、1、9《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