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一死亦英雄------为理学辨诬之一三

    理学高谈心性迂腐空疏轻视事功不切实际，创派以来，质疑、反对、批评的声音就不曾停止过。与朱熹同时的陈亮批判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到了明末清初，反理学运动达到了高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都对理学进行了严厉批评，陈确、颜元、李塨等人为学更是专以批评理学为宗旨。

   颜元早岁好陆王心学，后转研程朱理学。中年以后，目睹理学空谈流弊，怀疑程朱理学的价值，进而以推翻程朱，复旧孔孟自期。他认为，理学家的学问无不尚虚，不关经济，不干实事，不学军事，只知静坐以养性，读书以揣摩八股。著述集文，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贪从祀庙廷之典，为了吃点冷猪肉。为了纠正理学弊端，颜元竭力提倡实学、实习和实行。"平日危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颜元嘲笑理学尤其是心学（陆王理学）的话。

   对于"临危一死"者，我却不敢有丝毫不敬。晚明理学人物热衷党争一直延续到清兵入关，但当时知识分子重名节轻生死蔚为风尚，不仅学宗程朱、后来大都成为抗清主将的东林党人为然，复社中亦有像瞿式耜、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陈于阶等烈士殉难。兵部尚书卢象升抗清阵亡，后来清兵南下，卢家抗清殉难的有百余人；常州孤城抗清八十三日，忠灵殉难者十万余人；顺治八年清兵进攻舟山，鲁王将士臣民同日殉难者万余人；记实书籍《云间明末殉节诸臣纪略》、《松江明末忠节录》《松江府昭忠录》等记录了不少殉难者的事迹；顺治皇帝曾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这无数殉难死节者中，有大量的士大夫和理学人物。他们尽管不满朝政，但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却挺身而出舍死忘生。

   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宗师刘宗周说："一边是求生以害仁，一边是杀身以成仁：几人看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得之人必成其仁。志一决而莫违，心已安而无累。君子之于仁道，则以杀身殉之也。"在他看来，求仁大义即在尽忠报国，故其当明屋倾覆，国家存亡之秋，绝食蹈仁，遂平生之志而全其名节。甲申(1644)、乙酉(1645)之后，殉难者甚多。其中，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者，如严起恒在永历朝"终日与故人门生诙谐小饮。"有人问其"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办一死耳，焉得不暇'"。…又如，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作幼元)，漳浦人，学者称石斋先生。他为官严操守、重气节、刚直敢言，虽屡遭困厄，受尽发配、囹圄之苦，以至险被冤杀，然不改其用世之志。明亡，他投入抗清斗争。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兵败被逮，抗节不屈，慷慨就义。受业于高攀龙的吴钟峦，明亡后慨言："见危临难，大义所在，惟有一死。""当此之时，惟见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徇社稷，成败尚听诸天，非立命之学也。"1651年8月，他在滃洲"于圣庙右庑设高座，积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举火而卒，年七十五。"诸如此类，难以尽举，要皆体现吾儒传统美德（据陈寒鸣《晚明清初名节思潮略论》介绍）。

   尽管庄子认为儒家以身殉道、以身殉天下与小人以身殉利都属于"以物易其性"伤身残性的行为，都一样可悲不可取。但我认为，不论所殉之道是不是真理，不论天下值不值得一殉，殉道殉天下都是一种可歌可泣的高尚。有人说临危一死报君王属于愚忠，这是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了。在现代民主制度未诞生之前，君主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传统合法性，君主是国家理所当然的合法代表，君主利益与民众社会利益颇多一致，尤其是外敌入侵之时，报君王很大程度上便是报国家报人民也。

   死生亦大矣，能够临危一死，心性之学不虚谈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理学虽偏离了孔孟之道，但毕竟是继承发扬了儒家重大义重气节的传统的儒学大支派，方向有偏而宗旨无异，生死关头成仁取义者大有人在。我们可以笑他们迂腐无能，可以笑他们空疏不实，但对他们临危一死的大无畏精神，应抱一份最起码的尊敬。那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颜元等人批评理学家"平日危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可以，他们有这个资格，当代中国人则没有也。放眼当下，是共产党员还是体制外文人，不论是拥共派还是反共派，普遍缺乏道德理想，平时空口谈主义，只怕临危不是一逃便是一降。别说为理想为信念临危一死，便是具备说说真话的勇气者，十几亿人中也找不出多少个来。

   2006-1-17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半月刊第十三期《自由圣火》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