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最大的利益！---小论儒家义利观

   党用文奴们喜欢强调国家利益，叫嚣国家之间没有道义只有利益，这当然是荒谬的。那样说，是徒然地为中共在国际社会恶劣的道义形象作无耻狡辨。一个不讲道义、没有道义、不得人心、到处被鄙视受抨击的人，天怒人怨，近怨而远逃，利从何来？纵然费尽心机，诉诸某些人的贪婪，争得点眼前利益，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已。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野蛮时代，一味高标道德，或许有迂腐之嫌；在社会迅疾发展、文明愈益昌盛的时代，不讲道义只讲利益则更加迂腐，乃毫无智慧和远见的小聪明，任何没有道义的个人、组织和政权，都逃脱不了失败和灭亡的命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之谓也！

   道义不是利益，却是一切利益中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础和根本。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古训，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世界各国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君不见多数民主国家民富国强；而专制特权国家，民众主活国家实力也都差？各国的富贫强弱，原因无比复杂，因"国"而异，但道义形象的优劣，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在义利问题上重温一下儒家的义利观，将大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很多人根据孟子见梁惠王"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之言，认为儒家只讲道德而不讲利益，把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实属误解。义有两层要义，一、道理，正理；二、义者宜也，合理，适宜，指合乎道德或道理的事物、人在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正确的道路、正当的追求就是义；儒家大经《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义之和就是利。可见原儒在讲到义利问题时，义字本身就包含了正当适宜的利益因素在里面，公利就是义。与今人纯粹从道义、道德上去理解义字略有不同。

   要把儒家的义利观讲透彻，先要从中庸之道说起。在儒家那里，中庸，既是形上之道，又是形下之术，既是价值观，又是方法论，既是一种道德理念和境界，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态度。"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原儒认为，为人处世，修齐治平，在认识、处理任何问题时，都应该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辩证思维，执两用中，那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稳定，达至"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所以，从个人修养到治国理念，在狂与狷、德与刑、理与欲、经与权、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等各种问题各个方面，儒家都提倡中庸之道，在义利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原儒义利观是：先义后利，义利并重，见利思义，以义待利，以义制利，强调君子爱利，取之有道，要用道德统率利益，也就是说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符合仁德，要接受道德的制约，而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长远的利益。孔子并不否定求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且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且对不同的对象，原儒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对于普通民众，主张先利后义，先富之，后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比对君子、对统治者在道德要求上相对更低调些。（上述孔子之语均引自《论语》）。

   孔子在道德、政治上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荀子发展了孔子现实主义的一翼，所以在义利观上体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特征。他认为统治者应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并用"礼制"来规范利益方面追求。统治者个人则应先义后利，把道义放在第一位，不然就会人辱世乱乃至国亡，失去利益。"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

   孟子发展了孔子理想主义的一翼，所以在义利观上体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重义轻利的特征。但他并非完全不言利不要利不讲现实。首先，孟子肯定人的物质利益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其次，孟子认为，利益和道德对普通民众而言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所以，孟子主张王道仁政，要求当政者"制民之产"，"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认为，只讲利益，唯利是图，反而没有利益可言。"无礼义，则上下乱"，"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当政者只有讲道重义，与民同忧乐，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上孟子之宫皆引自《孟子》）。

   西汉大儒董仲舒有句名言："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或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道义但不反对功利，而是追求功利和道德的统一。他认为利在义中，义中有利，"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所以他要求统治者不要急功近利。只要正其道修其理，自然利功在其中，不必"急"于一时也。

   《资治通鉴》也有这样一段关于义利之辨的精彩议论：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孟子的老师子思说，没有仁义，何来利益？政治最讲利益，仁义就是利益，利益是仁义的结果。司马迁认为，孟子与子思的话，言辞有异而道理相同。子思对孟子强调利益，孟子对梁王强调道义，是为了因人设教。老枭认为，不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对民众还是对国家而言，儒家的义利观都是最合情又合理、中正而适宜的。

   有人问：既然"义也，利在其中矣"，为什么孔孟不为当时统治者所重用呢？为什么相对文明的崇儒国家在历史上往往败民野蛮民族呢？这里有历史的原因，如我在枭文《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中所说，在野蛮的丛林里，文明相对弱小，仿佛羊入狼群；特别是在动乱的世界、战争之期间，专制程度更高的霸道政权往往比王道政治更富短暂效率。

   但在文明世界，野蛮反成弱小，就象孤岛注定要被淹没。我曾用男性能力借喻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霸道能够瞬间勃起，但纵欲蛮干，坚而不久；王道往往勃起较迟，却有理有节，持之以恒。在利义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不讲道义地，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或许能得小利于一时，但必不能长久。道义，是一切利益的基础和根本，是利益中的利益，最重大的利益！

   没有道义，何谈利益？中共在政治上奉行的是极端实用主义的政策，一切内政外交，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只讲交易不讲道义，国内则唯我独尊与民争利，民众抗争此伏彼起；国际则逆时代潮流而动，被国际社会鄙弃、戒备和防范，几乎已视为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所谓的国家利益何在？相反，中共为了减轻西方对我人权的责难，不断出让经济利益，所损害和出卖的国家利益，实非浅鲜！

   我早有言在先：以落后抗衡先进，以专制抗衡民主，以僵化抗衡变化，以野蛮抗衡文明，以人治抗衡法治，以愚昧抗衡科学，以黑暗抗衡光明，以极少数抗衡大多数，只能愈来愈孤立，最后吃亏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中共的行径，从真正的国家利益的立场看当然是荒谬反动的，便是从中共政权角度看也是非常短视的。中共骂满清政府丧权辱国，它自己这么一意孤行下去，也免不了以辱国始，以丧权终！中共丧权当然是老枭和广大中国人民求之不得的事，恨只恨它就象附骨之蛆，活着殃民祸国，死时，难免还要让相当数量的人民生命财产为之陪葬！

   2006-3-5东海一枭

   原载《议报》第24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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