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买来《穷人经济学》送我一本，说没看到《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意思是“否则送两本”。《穷人经济学》穷人不会买，《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大概富人都替穷人买了。我肯定不是个富人，一直想看卢周来如何摆穷人与富人的擂台，惜乎不宽裕（卢周来不承认穷人一定无能），很少去书店，有人送书当然笑纳，何况至少是半边擂台呢。
   
   对于读书，我有点懒，但我没有因此而快乐。我这个图书馆的轻微体力劳动者已经被手中的搬弄物弄麻木了。这印刷物仓库有时货进得快，有的还进了又进，说行话叫“复本量”太大，例如《中流》、会议报告学习指导之类。“主渠道”快销来的我基本不翻，想翻的一般离“出厂期”半年以上了。《穷人经济学》是6月份出版的，明年能不能到馆还难说的。
   
   卢周来的文章先前我读过一些，看了就动情，好像作者懂我的心思。《穷人经济学》打头的文章《点评乡下姑姑来信》早先我就觉得“点评”是替我做，“来信”我也收到过无数次了。我不是那个“山西乡下放牛娃”，我当然不同意说“腐败次优”。我看作爲“改革”的“成果”已经不是“次优”，而是“最优”了。“姑姑”通过养猪而不是通过“杀富济贫”等等维持生活，说明穷人的经济学是很善良的，倒是“让联防队员看住大家不往邻乡卖猪”的“他们”与“猪头”，喜欢“零和游戏”──这是“中国富人经济学”的本质。卢周来批判这样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不管说的是不是都对，肯定有说对的，肯定比昔日放牛娃的“次优”论要优！

   
   “中国主流经济学”作爲“次祸”可是害苦了“姑姑”们！别的不说，因爲它冒名“自由主义”，害得“侄子”很富有自由精神的《穷人经济学》，不但不讲自由，而且还经常数落自由。我看不出例如徐友渔讲的自由与例如吴敬琏、秦晖们讲的公正，例如茅于轼们讲的道德，有什麽冲突，有什麽对不起“姑姑”们的地方，即使讲自由主义的朋友让“希望沟通性整合”的韩德强、王小东们感到失望、痛心了，但是，无论如何，例如徐友渔讲的自由与樊纲、厉以宁们（《穷人经济学》点了名的）的“中国自由经济学”，有什麽“语境─语用”上的“实质性共谋”。我注意到例如秦晖、徐友渔们对前人、西人的“自由主义”，不是照单全收的，而是基于当下的语境，有所分辨、有所侧重、有所反思的，正像十分推崇马克思的卢周来，对马克思歌颂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局限”也有保留一样，但我确实没有看到韩德强、王小东们对“左翼”民粹─浪漫主义、民族─国家主义，有什麽自觉的反思。而这是不是冲淡了“希望沟通性整合”的诚意呢？当然，“姑姑”们不懂这些，不说也罢，幸亏“侄子”并不糊涂──
   
   “战后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主要作爲在野的力量在起一种纠偏与制衡作用。尤其是两年前，克林顿提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布莱尔提出‘走第三条道路’，更证明这些国家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社会保障、社会公平，也正因爲主导这些国家政策的主要是凯因斯主义，且作爲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凯因斯主义越来越得到应用与强化，也因此，也越来越反衬出作爲其制衡面的在野的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其作用。”（《穷人经济学》304-305页）
   
   这段话或许可以看作是《穷人经济学》对新自由经济学最平实的点评了。只是至少还应当承认，制衡到底不是说说而已的──“美国向他国推销的的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他自己其实从来就没有尝试过”，否则，至少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左翼”的“沟通性整合”，应当不会有多大困难。如果让“姑姑”们去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姑姑”们也不会觉得崔之元追随的美国“校园左翼”，纯属爲了反对美国的“对外右翼”吧。
   
   卢周来上面的一段话是在给杨斌的信中说的。我不知道这个杨斌是不是一度时期来接连在香港股市“减持”、网上议论纷纷的“中国二号富人”，如果是的话，那麽，杨斌主政朝鲜“深圳”的“司政纲领”，倒是不怎麽“商人民族主义”，而是对美国式的“软战争”有些“同流合污”的意味了。当然，杨斌先生可以舌头一转说成是“中国的软战争”的。无论如何，只要不是“他们”与“猪头”们的“硬专制”、“软战争”就好。
   
   卢周来给杨斌的信的题目是“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这是一句可以大大充实、丰富的话。如果不认爲毛泽东时代及其延续已经把自己的事情办得很好，那麽，改革、开放都不必害怕“软战争”，韩德强用一本书来呼吁国人走好“WTO”心态也还正常，秦辉先生指出：美国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不仅是“单边主义”，但是用什麽心态反思美国很重要，用什麽出息应对美国尤其重要，用“超限战”那样的类恐怖主义流氓态度，来反对霸权主义，当然是有害的。“软战争”毕竟不是“硬霸权”嘛，你不入“WTO”他也没办法嘛，人家不是还“阻止”你加入吗？让你入不好，不让你入又不好，这未免太让人家爲难了不是？中美合作不好，不合作又不好，这不是尼克松访华前的“毛泽东主义”又是什麽呢？
   
   可以对欧美制度敏感排异，但是，能不能对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视而不见、拒而不纳？“姑姑”们的态度尤其利益也是主权至上（“猪头”们武装占领“姑姑”的领土了？）而不是急需权利？
   
   “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关键是我们如何自处”是卢周来非常清醒的话。这就是我想到“西雅图的反全球化”意味著什麽？秦晖说美国工人希望中国工人受到的剥削程度轻一些，甚或像他们一样对工资有这样那样的讨价还价权，可见，反全球化不是美国知识左翼的浪漫煽情言论，而有很实在具体的利益考虑（中国的“姑姑”们日子好过了，美国的“姑姑”们日子不会因此而更难）。是的，美国政府是讲国家利益的，假如国家利益不是“猪头”们的利益，因而与“姑姑”们的利益相通，我对这样的国家利益完全尊重，正像我完全尊重想“超出左右之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们肯定也会有的个人利益。在利益的基本权利上，哪怕人类永远不会灭亡，我也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进步法了，不可能在进步了，即使我可以不将此状态叫做历史的终结，我相信，人类终究只能在俗气中求公平、公正──人类的公平与公正终究是俗气的，“9·11事件”改变了这一点吗？眼下我主要（如果不是“只”）关心“姑姑”们如何可以对各种“猪头”们说“不！”在争权利（对不起，首先是例如言论自由──真正的世俗公正只能是各种自由的结果）的历史上，“姑姑”们离历史的“新起点”（不叫做“终点”的话）还远著呢！等到“新起点”到来，我才有可能逃离“物质的”、“动物的”粗俗，才可能考虑如何让肉体受制于神圣的精神，包括其实更适合本性的睡睡懒觉、晒晒太阳，而不再面对“猪头”们的“丛林法则”。现在，我只想对“猪头”们说：盗贼、流氓、土匪们，请还给我的猪肉、血汗钱以及所有纳税人的权利！
   
   卢周来是非常关注弱势阶级的青年经济学家，他有是非、有学问、有才华、有理想，特别对于一个需要研究国防经济学、战争经济学的军校教师来说，不谈追求、实践得如何，仅仅宣明“非主流立场”，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我曾经揣摩过思想型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先生的从军区创作室调到（谈不上“迁徙”）南京大学，我想，至少卢周来需要特别的“单位”与“行内”的生存智慧，仅此一点，就够我研究的。《穷人经济学》的很多篇什，使我的身心处于一种有益的紧张之中，与我的心路历程有著诸多重叠，阅读中，我常常觉得不适合将他归入实实在在存在著的“新左派”一方，因爲他有一些显然很慎重的表达，显然是实实在在存在著的自由主义一方的。任何简明的概括都有失真，尤其在中国。例如卢周来在后记中感谢到的“朋友”，就是难以简单归类的：韩少功先生热情讴歌中国是超级人情大国，但他却实实在在与张颐武等人，打了场旷日持久的名誉权官司；韩德强、王小东“支援”小卢好理解，但何清涟、程晓农“支援”小卢也不难理解呀。我曾经跟有人说，卢周来讲公正，讲得越多越深入越好，秦晖不就是最早响亮提出“公正至上”的一位吗？老实说，我注意到，在中国讲公正，既可以走向“怀念毛泽东”，也可以走向民主─自由主义，唯独不便进入“主流话语”，就算是“老左”讲公正，也是一种出息──请注意：当著人们仅仅讲公正、反腐败的时候，你只能赞以良知。当然，中国的难题主要是如何走向公正，真正的考试是在“如何”二字上。我个人的期待、渴望是：从公正走向“秦晖底线”。我的说法不免有些武断：总体上，舍“秦晖底线”，别无出路！但是，学界或者思想界确实给了我这一“武断”的信心：除了一篇爲樊纲辩护而批评秦晖的文章外，好像人们不打算与秦晖论战了。
   
   而卢周来似乎也有认同“秦晖底线”的可能。于此，《穷人经济学》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小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充分认同。我有点懒，不想抄录《穷人经济学》了，但我真的爲此而感到快乐。
   
   读《穷人经济学》，我个人在学理上的最大收获，也在小卢点评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习惯与道德、传统、民风等等归入“慢变”的“非成文法”制度。我自己曾简单说到“真正的制度”就是“人们行爲的实际优势机制”。如此说来，鲁迅对知识份子日常行爲的批评，也有了制度批评的意义；而秦晖先生讨论知识份子现代化与“西儒会融”，是明确作爲制度创新的任务提出来的──直觉上，许多问题与很多学问，从此可以明确导入“制度”来研究思考的了，这真让我感到兴奋，尽管我会因此而对鱼龙混杂有了更多的忧虑，尽管我不便将这一兴奋告诉小卢的“姑姑”。我非富人，但我毕竟在读一本叫做《穷人经济学》的书，肯定也不便自称爲穷人的了。不可娇情，不穷当然不是坏事。
   
   2002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