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揆情度理说南街

揆情度理说南街
南街——河南临颖城边的一个村庄，很富，不但是共同富裕，而且是没有两极分化的平均型共同富裕，凭良心说这不容易。据说没有腐败（但1997年曾出现过2700万元的“漏税”），这当然更不容易，尽管我不知道这局面能够持续多久。若干年来，关于南街的报道、调查报告、理论讨论可以编成一本厚书了，传媒也时不时策划相关的讨论，例如新近改版（试刊）的《社会科学报》又请人们讨论南街现象了，我猜想这至少与“三农”问题的严峻有关。南街虽然不可能被神话似地推广，（尽管有其“克隆”北徐村）但确实给人们熟悉的古今中外的“大同理想”以极大的鼓舞与支撑。如今虽说加入WTO了，但例如朱总理最担心的就是农村经济，一些人早说了，小岗道路不行，南街才是好样的，南街有毛泽东思想，也有邓小平理论（据说南街的领头人接受这一说法有个过程），不用说还有“三个代表”吧。南街当然很有说头的。
   既然发展生産力成了高于一切的根本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那麽，南街人拥有了近20亿之巨的财富，说起话来，就有了理直气壮的靠背。正如得南街村长王洪彬“精髓”的北徐村长徐德全所说：“说到底，就是把经济搞好。没有这一条，啥都甭说。”没有钱，什麽住房、上学、医疗、养老全包，拿谎话包吧；没有钱，任你爱毛泽东爱得死去活来，也造不成“中国最大的领袖塑像”，即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发挥不出10米高的叫做汉白玉的石头艺术品来。经济的重要焉能存而不论、视而不见？
   南街人靠什麽致富？“靠改革、开放”，靠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是不错的。但还需要说得具体些。比如，党和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离不开衆多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所以，南街人的富裕也得感谢从事社会学科研究的学者专家们。此外，至少还得感谢在南街打工的技术人员，感谢中外企业家的合作，而离开了方方面面的说到底多半来自国外的管理经验，“宏观高调”再多也只能是下不出蛋来的司晨公鸡。
   南街人将其内部管理说成是“内方”，而“内方”是靠毛泽东思想，这并不全面。恰当说，毛泽东思想主要见于原南街人的分配关系（不包括外来人）、行政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曾经非常推崇南街人的何金生等先生，让人们“不要用意识形态的思维方法看南街”，其实，何金生先生他们就没有少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这本不奇怪，南街的存在本身就染上了的。倒是“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之类的辩证法语言，让人十分不好把握。虽说南街村比起中国来并不算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朴实，但既然是有了近20亿钜资（希望统计数位准确──这准确要靠监督和制约，而不是什麽内方外圆、内圣外王之类）的像模像样的集团，只有朴素辩证法之类，肯定是不敷实用的。我估计王洪彬在管理上不亚于一度当过客座教授的张新让先生，起码也有个学士水平，不可能只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些“长官意志”。而在南街，不亚于王洪彬的能人也一定还有，否则，南街村就真是偶然得出奇了──就一定是“新权威主义”的“注脚”了。天时、地利、人和不可能仅仅锺情于“长官意志”，大而无当的意识形态。可以用一个或几个人的姓名命名南街，但命名不可能代替向大环境开放的实践理性。
   我认爲，南街人的“实际活动”是无法用“外圆内方”来界说的。与外界做生意、搞合作等，就不要严格？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有著太多的“越轨”，但我相信南街人既然对内严格，走到社会上也会照政策办事。我不希望听到南街人对外也搞回扣、行贿等脏事……我不想比南街人更理想主义、更乌托邦。我也不愿意听到南街村也有偷税例如几千万元的“抹黑”消息。所以，个人立身处世的传统圆方之道，一是与民主、法治的改革取向不一致，二是用以界说南街人的日常生活必定捉襟见肘。
   关于南街，一些有脑筋的知识份子，最持异议的便是它的“文革残余”，例如对“犯了错误”者，令其反复检讨、反复斗私批私，进“反省室”（所谓“学习班”），反复“帮助”其“深挖个人主义”，“长辈训斥”之外复施“孩童羞骂”，罚其著“黄背心”号衣，干重活、累活、脏活，“以工补过”，蹲遗存的“破房”号子，喝“窝头菜汤”，还得勉爲其难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我舍不得或者说不太情愿用极左之类的字眼来讨论南街诸如此类的问题，因爲左与右这类词的含义已被当代汉语搞乱了。（譬如华国锋当年爲达到拉大旗作虎皮，实行对持不同政见者或称异议人士的权力专制，就把“四人帮”也说成是极右。）一些流行“汉语”一经理性拷问，便显出胡言乱语的原形来。何金生等先生曾将“文革残余”说成是南街的“形”、“现象”、“表像”、“皮毛”、“旧瓶”，费了很多口舌来辩护，在我看来，辩护中最诚实明白的话是旧瓶与新酒之喻。现在我要请讴歌南街的人们解答的是：①不是都讲以人爲本了吗？那麽，南街的人之本究竟何所指？南街的“文革残余”符合人的何种生理、心理的需要，或者南街人的何种特殊性──南街人何以非此不行？②那些“文革残余”何以是南街经济发展的必须？③南街的经济新酒如何只能装在“文革残余”的旧瓶中？
   我坚信，有些东西被张扬，作爲一种包装可能有些商业价值，但更可能危害南街人的利益。一切真正的现代企业家都知道，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可以作一些点缀，但靠它们出活儿齐企、富国济天下，则是吹牛聊大天了。
   那麽，“文革残余”在南街爲什麽没有遭到反对而得以较“全面”的保存呢？原因在于南街人的物质生活很优裕，因而人们实际上把它们视爲值得付出的代价；还在于南街人中的外聘技术人员“不想多事”，本身不但报酬较丰，而且也有相对多得多的自由；更在于南街从事简单劳动的人们主体素质综合水平还较低；尤其在于王洪彬等村领导确实清正廉洁。我更愿意说的意见是：在一个大范围未能落实的“新权威主义”，在南街倒是充分体现了。这使我想到，类家族的新加坡经验有效但也有限，例如事实上的“个人权威半径”、“廉洁的阳光度”，都是一些主要的也是基本的因素，尤其作爲事实或者结果的共同富裕，不能爲人们切身感受，新加坡式的新权威主义是断难实现的。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自己爲什麽对南街特别感兴趣的原因：第一，我想知道，南街的“思想斗争会”上，是否有批评大恩人王洪彬村长的方便，如果有，那麽是缘于批评人的权利有保障，还是缘于王洪彬先生肚量特别大？第二，南街人能容忍“文革残余”是否说明：经济与政治有关系，但并不是完全相关的，因此，是不是改革至少在南街可以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有关系而又不完全相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新经济生活也能容忍旧政治机制。盛赞南街的人们正是以几小龙爲依据，说明旧传统之瓶完全可以装新经济之酒，这是不是太乐观、太轻率了一些？第三，选好“带头人”，或者不谈选不选，只要有好的带头人就行，这是“以人爲本”还是以清官爲本？在今天开始强调宪法精神、公民权利的条件下，对南街的认识是否应当不被经济主义、物质主义限制住？曾几何时喊死也白喊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那样的认识有道理，也有一定的价值，但在总体上，对今天的改革（当然涉及制度的改进）利弊如何？
   诚然，南街人是有“制度化理想”的。80年代笔者就曾针对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务、反对特权等等长期落空的历史，提出要麽停止空谈，要麽请将理想、觉悟、境界制度化。后来写成近万字的长文，请河南社会科学院杨丙安研究员提意见。杨先生回信夸我的文章“逻辑严密而又英气勃勃……”后来我却爲我“是否极左”而不安。南街的干部们对吃亏吃苦在前，享乐享福在后，有一系列硬性规定。例如干部都拿月薪250元，工资分配向外地（因福利少）和一线工人、科技人员倾斜，等等。我想在广义上使用何金生提出的“二百五精神”（南京土语“二百五”恰爲“傻瓜”意），这种制度化的“二百五精神”，确实使理想、觉悟落在了实处，不能不承认它是真诚实在可信可敬的。在道德情感上我必须敬佩这“二百五精神”。王洪彬们的作爲，确实与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薪的“经济人”不是一路货。如果让我选择，那麽，在本乡乃至据我所知的这个地球上，我很愿意生活在南街——假如它能去掉那套残余就更好了。
   在很艰苦贫困的和平年代，“二百五精神”无疑更难坚持，因爲坚持者可能爲此献出健康、生命，类似于“自虐”──爲什麽不大家一样安贫乐道呢？我尊重“二百五精神”的选择，却不打算做半点怂恿鼓励──这是不是同样有点不人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有没有必要让一部分人受特别的苦？难道真有特殊材料做成的吗？我以爲王洪彬在看不到南街人都能住上楼房的希望时，便不存在“最后一个搬进”的问题；而当断定大家都能住进楼房时，决定最后一个搬进虽则希罕稀罕，在本乡已经高尚到近乎神话，倒也并不太难做到。我的意思是，在南街人整体生活有了改善，尤其是各项福利都有了保障的今天，工资只拿250元是较易做到的，因爲干部在办公时一定还有“供给制”、“报销制”作后盾。设若南街效益滑坡，乃至破産，那奉献坚持起来怕就困难多了，要不怎麽会出现那麽多“穷庙富方丈”的呢？但无论如何，“二百五精神”还是颇有实验价值的，它与人民公社有相同的地方（如特定的平均主义），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后者仍有事实上的特权）。虽然范围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与基础不同、具体生活状况更有不同，但我们还是应当尊重南街人的选择──如果它确实是全体南街公民的自觉选择。衆所周知，欧文以来的著名实验无不以失败告终。南街人的“富平均主义”及“二百五精神”能坚持多久？我首先表示：希望她能万古常青，并且希望普天之下尽南街，并且我想将民主、自由等等再加于其上——那样，不就是达到了一个真正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了吗？
   不过，现在我仍有理由思考“能坚持多久？”的问题。我以爲答案取决于南街人如何应对以下挑战：一是资源挑战。假定我们的社会，都会在政治上、思想上、舆论上尊重南街实验，可市场经济的竞争仍会有挑战。几百亿上千亿的大企业都有破産的，南街人自无破産的豁免权。万一破産了，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吗？二是代传挑战。王洪彬等“元勋”们总会退休，南街人口也会新陈代谢，会增加，那麽，今后的南街人能否继承街规？三是利益挑战。富平均主义要求人们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后，不再计较报酬、分配的差异。事实上个体的消费需求、家庭的消费需求都是有差异的，那麽，人们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忍耐长度怎样，这是无法永远靠魅力、权威、村规（且不谈是否合法）担保的。何况还处在汪洋大海般的贫富悬殊、严重两极分化的包围中呢！四是个性挑战。平均主义以及军管般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对人的个性的摧残。思想、精神的本质是不可能一律，也一定要冲撞一律的。这或许是对现存南街实验的最大挑战。五是人性挑战。每个人天生具有“恶”的可能性，而对恶的制约最有效的便是民主与法治。南街人却主要是靠干部的权威、长者的教训、思想政治工作、斗私劳教（干脏活、重活）来制恶，其中的随意性不言而喻，那麽，不规范本身就决定了力度的不稳定，时间一长，不公正、不公平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多少人肯接受这种靠不住的奖惩机制呢？这是对南街实验最深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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