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

   一个名叫《底线》的网站专栏讨论“秦晖底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徐友渔先生在钟沛璋先生操办时的《东方》上的一篇文章叫《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十年走势纵论》，与他最初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的另一篇文章《重提自由主义》，都是总结中国转型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秦晖的贡献都是举足轻重的。

   无论怎么说，堆积如山的大问题，纷纭驳杂的大议论，世界上所有出现过的主义，中国都是一个还算活着的博物馆，什么主义都能在这里找到，抛开民族性文化不说，恐怕所有国家的麻烦事也能在这里找到。是的，只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变找不到，这好，找到就麻烦了，但是，官场内斗中雇用杀手的故事也不算少了吧。中国，够大够麻烦。

   到底怎么办呢？

   到底的底是底线的底！

   我在《秦晖与秦晖底线》（网上同一篇文章也有其他名称）的最后一句话是：秦晖的关心主义实质是关心正义！

   以前我只偶然在别处看过《东方》发表过的一两篇文章。从值得敬重的刘鹤守先生处借来一套《东方》完整看一遍，有了新的认识。是这样，注重实践的朋友未必要看《东方》，做无关公共关怀的学问的完全不需要看《东方》，但了解中国思想界晚近的情况，《东方》是必须要读的。

   §§推尚我们的权威

   我很赞成将“权威”与“威权”当作一对反义词。“威权”中的“威”因为有了权力，就与思想、学识、人格等等方面的权威疏离了。我觉得严格意义上“奇里斯玛”领袖即使拥有了权力，主要也还是靠个人的崇高威信服人的。在这个意义上，秦晖先生关于“圣雄人格”的诠释，比韦伯的“奇里斯玛”更具切实可靠的学理价值。相比之下，历史上的祭司、长老、儒家、乡绅、族长、绅士、绅爵，都没有现代“圣雄人格”来得真切、丰满。我的学长刘东先生曾经说到，传统东方社会鲜有真正的“奇里斯玛”领袖，这一见识是对呼啦韦伯风的有力反拨，就象党国英等先生对“清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说的反拨一样。

   权威比“圣雄人格”的意义狭窄，例如思想权威，当然不能算作“圣雄人格”。按照秦晖的论说，“圣雄人格”尽管没有写出什么大书来，但即使是在思想境界上面甚至也超过了思想权威的。思想权威有两种，一是学术型、工具型的，其对思想史的梳理、挖掘当然有重要的意义；另一种是价值诉求、启蒙抗争型的，这样的思想家将学术、学理转化为对现实关怀的正义言论和对社会改进的催化。我眼中的权威主要是道义实践家。

   秦晖先生的“圣雄人格”论说，我推测，既是对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的承认，不象一些人对体制外努力的故意抹煞；又是对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的鞭策：要倍加自珍自重自律自强不息啊！

   各种主义都有其思想权威。最不宜乎权威生长的是无政府主义，最难以崇尚权威的是自由主义。林毓生先生曾有专文讨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林先生坚持认为没有权威的自由及其主义是难以想象的。从学理上说，自由有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分，行动自由需要规则权威，不应当甚至也不可能按哪一个人的意志行动；内心的自由需要有可信赖的权威相伴。但是，从人生而不是从学理上思考，外在、内在的区分常常是冗赘的。想着就要说就要做，不见于言行的内在自由等于虚无。这样，按照常理，自由的权威当然是对于“我”的生活、幸福、义权的展开可信赖、有信用的权威。

   “我”的权威当然不是“我们”的权威。有些自由文人一般地讨厌“我们”，我却没见过不需要“我们”的自由人。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如何“我们”和“我们”如何推崇权威。

   通常的意见是：权威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的意见是：“我”或者人们积极地选择、推尚权威，就是社会的自然而然。哈维尔从文学权威到思想权威再到社会的、政治的权威，离开人们的积极推尚，是不能想象的。

   事实上人们都在推尚着。我和我的朋友曾经推尚过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今后还要继续作这方面的事情。经过多年的了解，我在底线的意义上推尚秦晖先生的思想，具体时间是在中共16大召开期间。同时，我发表了《中国需要坚实的思想平台》，表达了一点意向。中国思想界是很散漫的，不注重合作的开发，造成许多让人焦虑的资源闲置、浪费。“一己的事情”忙得太多，却因为种种限制忙得很偏、很畸形、也很低效，颓唐的颓唐、招安的招安、经营的经营（余世存讽刺为“体制外的体制”）、谋生的谋生（例如我自己）、沽名的沽名、钓利的钓利，其言煌煌，其行戚戚，过当的惶恐、过分的精明，到头来不过是名相、文字贩子。

   合作出权威，权威带合作，实践上面并无悖论，推尚权威是一件需要自觉努力的工作。朱学勤努力推尚李慎之，并为此而与仲维光、曹长青争论，可见推尚权威的过程不是纯粹自然的过程。

   明正合作的群体，是权威快速生长的丰饶田园。

   提出“秦晖底线”概念之前，我注意到秦晖学识的广度与深度，更注意到他有所表现的道义实践，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以言取人的习惯──你做得再多再好，只要没有叫得响、震得人的文章著述，不会引起什么关注的。象秦晖先生跟人谈论曹茂兵，参与发起对黄静案的关注、带头呼吁将政府抵御ＳＡＲＳ的责任扩至最大等等，还有待成为中国的人文惯常。我也跟余杰小伙子当面说过中国权威生长的特别艰辛、特别严酷。没有学问、才华、品格、勇气的全面响亮，一边去吧。而对官人却不见高要求的，只要官人说了几句开明的话，做了一点亲民的事，那就不得了，呼拉声一片。这不还是史官遗习吗？秦晖先生不然，他没有一个字是为官人捧场的，奉劝的软话都没有，更不会为哪个帮辩护，为什么学科出身的官人抬轿。

   中国思想权威出现之难，还在中国文人的敬祖传统作祟。延伸为死后而声隆。逝者是不能争冷猪肉了，借死人争冷猪肉成为千年不衰的热门行业。送葬队伍的特别庞大、庞杂是中国文人伪权威心态的特写镜头。秦晖先生不然，吊唁罗尔斯等人的长文还是站在中国问题的坐标上，不对大部头有半个字的字纸崇拜。悼念李慎之先生的长文居然用力谈实践自由，理由很充分，因为即使是李慎之先生，实践自由也是做得很不够的，比起例如吴祖光先生来就差得很远。这些年，谈胡适热闹了起来，但是别忘了，即使如钱理群先生界定的（胡适是体制内的），光是研究胡适是不成其为胡适型自由知识分子的，更不用说是雷震型了，正如研究鲁迅的（例如极端的“原子主义者”）未必是鲁迅的精神弟子，研究马克思主义（例如中国几代争食冷猪肉的意识形态杀手）当然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需要中国道义的权威。如果硬要让我从活着的道义人士中间找一个的话，我找的是秦晖。我觉得幸运的是，秦晖不是孤立的，秦晖之外还有权威，连余杰、王怡、余世存、王天成、杨支柱、任不寐、萧瀚、笑蜀、黄钟、傅国涌、杨银波等数以十计的精进青年都逼得中老年必须冒汗了。

   我只准备在坚持价值底线的文本意义上面推尚秦晖，因此不想冒犯群伦，说顾准不是唯一的，李慎之不是唯一的；更不想说漠视秦晖底线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已经出现）是可疑的。撇开言论与行动的道义界限不谈，在“中国问题”上面声张正义，秦晖的“有声言论”最浑厚有力、最“及物”。提出“秦晖底线”以来，我没有再就此申论，原因是我功底浅、分量轻，我在等待一些著名人士协力促成“重叠共识”。

   §§正义的底蕴

   亵渎正义的自由是魔鬼的自由；自由之最本根的源泉在人性。人性的本根是什么呢？

   1980年代一次单位大会上走神，想到尽管有僵硬的主席台与听众席之分，但听众席毕竟不方便没有坐具，或者只做部分坐具，或者虽有坐具却让听众站着，从等级社会我也能看到深扎于人性中的平等之根。我是有纯理论兴趣的。秦晖没有单纯理论的人物的历史的学科的研究兴趣。但是，我已经揣摸到了秦晖的理论体系。

   例如秦晖的社会观深处，只有两类社会，一个是基本不正常反道义的社会，另一个则是基本正常有道义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证的、人物的、思潮的、中国的、外国的种种现象浑然置于“中国问题”的坐标上做甄别、解剖、比较、探寻、臧否。就我见到的秦晖著述看，没有一篇文章不是多维度指向现实中国问题的。

   再就最深层的理论看，秦晖常常结合具体语境纲要式地止于人本主义。例如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回应盛洪先生的“挑战”》（《东方》1996年第5期）一文中，他说：“任何民族都是从野蛮时代过来的，其成员的自由个性是逐渐发达的。但这一过程根源于普遍人性中的潜能，因而它的实现从本质上说不能归因于其他民族的‘文明移植’。”又说，虽然人性是自由主义的根基，但人性的展开有一个过程，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就有一个过程，古代贤哲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无论中外，都没有什么奇怪的。“用本民族符号系统来象征自由主义价值是一种可取的操作方式。缅甸的昂山素季以佛教典籍解释自由、民主之类概念即是一例。……它之所以可行，一是由于自由主义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因此每个民族的人们都应当能通过本民族象征符号来理解它。二是由于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关系存在着索绪尔所讲的那种‘任意原则’，这位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诸如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解释经济自由主义，以‘天下为公’解释民主原则这类‘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尝试是富有意义的。”

   秦晖的理论，包括对众多主义、思潮的审视，都是“在场”的，按照散见于秦晖文中的“在场理论”概括，他的人本自由主义理论大致是：人性如趋光一样趋向自由，自由即人的自主选择，选择是人权，选择出竞争，竞争要规则，规则要公正，公正出创造、出效率、出幸福。这样，秦晖心中当然只有两类社会及其历史：即公正的社会及其历史与不公正的社会及其历史。其他社会样态都只是两种社会各自的分形、细节上的变化──想想农业承包改革其实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水平吧！想想有限模仿1949年前后的村民自治花了十数年还离“政权不下县”（参喻希来等人的研究）很远吧！。不用说，不公正社会向公正社会的过渡或者转型，恰恰是秦晖身心的宿命，他和中国民众一样，转型的阵痛构成了其人生的幸与不幸。

   人们通常的说法是：正义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我的说法是：在秦晖这里，正义的底蕴就是公正。无公正即无效率、无自由、无竞争性选择。我曾经讲秦晖的自由主义是“底线自由主义”，底线是比喻，其学理用语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