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的伦理学家

肖雪慧何以与伦理学结缘可以有这样的推断：雪慧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比较纯正的家教，而少年时代通过叔叔的藏书对优秀外国文学的博览，使她对“运动时代”家族的社会的苦难，有了特别细腻、深切的感受。这使她有条件将文学精神贯注于伦理关怀，更使她有机会从“人道主义的言说”中获得比较个人化的成功感。由此，她的伦理学思考向深远处一路走去。

如果说当初中国思想界呼唤人道主义是一种社会性本能反应，雪慧的伦理学言说，就是一种得益于良好准备的自觉努力了。

世间有些学问，没有正义的追求则一定做不好，有正义的追求未必做得好。例如一大批经济学大家为什么没有阿马蒂亚·森那样的高境界平衡呢？再如数学修养也很好的历史学家秦晖先生提出的一系列中国转型经济学思想，在中国，唯何清涟女士的经济学研究与之深契，其他许多大名鼎鼎者，都相形逊色。

从雪慧已经出版的9部著作看，她对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教育学、文学、心理学等等，都有很好的积累。当今中国中年一代伦理学家中，何怀宏的内在关怀比较纯正，但制度关怀显得不够；万俊人不无公正理念，但对自由主义缺乏必需的热情（尽管他翻译过罗尔斯）；赵汀阳呢，欧陆哲学沉溺太过，他偏好的道德思辨十分晦涩，也欠缺健全的常识理性。坦率说，我不能掩饰对雪慧思想的偏爱。雪慧的优秀主要有三条别人相对薄弱的条件：包括文学精神、常识理性在内的现实生活感特别健全，使其道德文章写得情感充沛、优美畅达、道义昂扬；崇高理想情怀与健康建设态度的高度平衡，例如她既热情讴歌十分稀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又坚定不移地为其实中国同样十分稀缺的“合理利己主义”辩护；从经过人本哲学支撑的人道关怀（在伦理学界，雪慧为此而受到最多的“特别限制”），到经过自由主义支撑的现实关怀（雪慧同样为此而受到最多的“特别限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探索进取的活力。尽管1980年代雪慧当然还来不及结实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她最初的主体选择论、仁道良知论，也已经相当丰满。

从一开始出道，雪慧就是一个表现出独特风格的伦理学家。1986年，她的《伦理学原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主体的沉沦与觉醒》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韩东屏合著）。在这些著作中，充溢着张扬人性的哲理诉求，充溢着对人生的审美情趣和热切渴望。现在的青年们即使是很优秀的青年，可能对那时进步思想的表达（例如那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痕迹等等）多少有些隔膜，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直到1989年权利突围的特殊语境，没有亲历感受，缺少理解是必然的。他们难以真正了解那时的思想突围主要不是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周扬、王若水他们为人道主义作出的“辩护”，和对几十年来的反人道行径通过“社会主义异化论”作出的揭露。当时与后来我自己的体验一直是：“人本主义的主体论”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连在一起，但确实代表了80年代中国思想界至今依然可信靠的最高努力。雪慧的这些著述尤其得益于与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心理学人性论，以及已峥嵘初露的社会制度批判。

尽管雪慧女士不喜欢摘抄，我还是要特别为那些处于“才气魅惑阶段”的青年抄两段：

“无论是西方中世纪，还是中国封建时代，都是把感官需要当作人性的陷阱，用专横的警察式戒律去控制人的自然倾向。……具有比较健康的人生观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却并不把人的自然需要封锁在愚人之塔。相反，他们把取悦于感官视为正当。对自然的崇拜，对美的崇拜，尤其是对健美肉体的崇拜，使古希腊民族发展了一种不受拘束的天性，人自身的感性力量和理性力量都得以充分舒展。……这种观念是他们不去作茧自缚，因而人的才智可以达到高度激活的状态。”（《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P32）

如果人们看到了世纪末当局曾企图通过婚姻法的修改，控制普通人的情感生活的险恶，雪慧女士的人生论(《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第八章更专辟“爱情与性欲”讨论，写得情理并发、才华横溢)不是依然令人惊心动魄么！

“在超越了自我的人身上，他们所具有的是一种最深广、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牢固确立了‘人类’的概念，在自己身上发展起了对整个人类的强烈责任感。这是一些具有伟大的世界公民胸怀的人。世界公民的胸怀使他们把人性看得比民族情感更高，当他们的国家处于非正义的地位时，他们便会以对人类的忠诚，毫不犹豫地对别的民族表现出正义感。世界公民精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尚的表现之一。……‘英雄个人主义’者说：‘世界在我心中，我把一切都放在我的心上，生活的一切恐惧与疑虑，一切痛苦与快乐……都放在我的心上。世界——这就是人民。人是我肌体的一个细胞，如果打他，我能感到疼痛；如果侮辱他，我会愤慨，我要报仇。’……无论是时代的混乱，还是群众的迷狂；无论是人们自制的偶像，还是统治者宣扬的种种伪价值；无论是某些人在思想学术领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专横，还是社会权力、落后舆论的暴虐，或者正在流行的精神病……什么也不能逃出他们清醒的意识和卓越的洞察力的身世和批判，什么都不能阻拦住他们抨击这一切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常常只身面对世界作战，在世界为他们准备的孤独和苦难中毫不气馁；他们常常在力量悬殊的较量中陷入困境，但是他们即使在失败中也仍然在影响着世界。” （《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P259--261）

想想吧，2004年还有“宪政论者不忌讳与威权秩序论者康晓光在一些名相上彼此彼此呢！

想想吧，世纪之交，一批中国“自由主义者”还对中西“启蒙运动”，严词痛斥呢！

想想吧，直到人权与主权成为重大时代政治主题时，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还在嘲笑世界公民的迂阔呢！

雪慧的著述不肯沾染巧言习气，她的诉说、呼喊，多么英气勃勃，充满血性！这可是雪慧自己的人生诺言、自我期许啊！

联想到后来的种种境遇，这里当然是一个大真、大善、大美的人生寄予了。

问题不在于起点有多丰满，而在于起步的品质及其继续前行的稳定性。

从与传统美德（不限于本土）嫁接看，你可以将雪慧的伦理学称作良知伦理学——她如此珍视良知：“能把人确立为人并为人类基本法则起作用提供内在保证的人类悟性中，最重要的就是良知。良知是人类经由千百万年进化形成的人类基质上又经后天的理性认识和体悟，把那些有利于人体和人类共存发展因而体现进化方向的普遍法则内化而成的个人情感、意识、道德判断能力和自我监督、审视、自我把握能力。”“良知是个人在面临选择是出于对到的情景的直觉领悟而倾向‘应当的’至少是‘正当的’作法。”（肖雪慧《独钓寒江雪》110—11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从与社会的关联看，你可以将雪慧的伦理学称作人格完整伦理学——她如此看重人的完整性：“荒谬竟然成了时尚……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氛围使人情感粗俗、难以具有敏锐丰富的感受性和超乎实利的快感。……要求于社会的，是须得有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有利于维护人的完整性，有利于充分发掘和舒展自身潜能因而有利于充分自我实现的健康的社会氛围和条件。”（同上书126—127页）

从对德行操守的强调看，你可以将雪慧的伦理学称作英雄伦理学——她如此在意人的并非高不能就的“气魄”：英雄主义“参与了构成人类精神风格的丰富性。何况，英雄主义意味着一种宏大气概和勇气，意味着对责任的一种自我承当。这一点，不论从那些只身撞击黑暗的先驱者身上，还是日常生活某些关头出现的见义勇为者、仗义执言者和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人身上都可见出。”（同上书136页）

……

经历过大考验的雪慧，学识也渐臻完善。这使我有理由从方方面面的有序演绎，将雪慧的伦理学称作平衡伦理学或公理伦理学。我这两年来也一直思考为人的平衡问题。我觉得成熟的人格就是平衡人格，这个平衡非中庸可比，更与无为、圆滑、世故无涉。举例来说，尽管雪慧很喜欢昆德拉，但我以为不妨碍我这样说：哈维尔还是要比昆德拉为人平衡一些，因为哈维尔并不激进，更不莽撞，只是在行为上显示出较多“从容的进取”而已。无论如何，曾被抛入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处境”中的雪慧本人，我看就比许多曾经和正在慷慨激昂的人士平衡。

在为最新一本伦理学专著《守望良知》（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雪慧几乎有些老成持重地这样说：“人始终面对一个持久的挑战：如何协调对立的欲望、需求和力量而使之处于一种有利于人和谐发展的适当紧张之中。可以说，道德就是从蕴涵于人类协调内外冲突的下意识摸索和努力中提炼而成的生活原则。”“以人及其需要为出发点不等于为人的任何一种欲望的躁动作道德辩护，而是意味着注目于维护人的完整性去揭示人那深不可测有待开启的潜能，正视人的多方面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和潜能的实现与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探寻有利于解决这种矛盾的价值原则；正视人所面临的克服物化和人格涣散的新挑战，在帮助人把握发展机遇、摆脱生存陷阱方面有所作为。”如果说“伦理学在出发点和目的论意义上向人回归，那么在内容上向人回归则首先意味着维护人类通过千百年探索而确立起来的道德公理。” “道德公理乃是人类生活规律的体现……道德公理具有的这种人类文明工分母性质使他们超越了民族、地域界限或文化、制度分歧，……尊重公理则既是形成健全人格的前提，也是免于陷入人格涣散危机的基本条件。”由此，与国粹派、虚无派、思辨派、主义派乃至后现代派都不同，雪慧坚持公理立场：“回归到由伦理学的人文性质所决定的基本特征上。”（同上书155--159页）

雪慧回归公理的伦理学，是她作为伦理学家的世界公民胸怀的具体落实。二十余年探索，终于有了大踏实，这是探索者有理由感到大欣慰的。由此，雪慧实际上已经不仅在伦理学进入了康德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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