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康晓光的意识形态偏执

   　　正如康晓光所无奈承认的那样，这是一个没有了神话、陷入了心思大淆乱的时代。但是，当官的抢劫大竞赛没有乱，老百姓什么时候也不会错乱到不知好歹、认贼作父（例如认同康晓光的“父爱主义”）的程度。

   　　康晓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当今中国面对的最深刻的挑战是什么？不是失业，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腐败，而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信仰全面崩溃的时代。传统早被我们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失去了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一个拥有１２亿人口的国度里，竟然没有一个精神支柱，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　　

   作为智囊说这样的话不可谓不大胆，也引起我对人治的又一次感慨。同样一句话，很多人却被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向社会露脸的法官们还讲逻辑的：中国是靠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诋毁马克思主义就是诋毁国家政权，就是反对宪法。所以，不管康晓光是不是倚仗特许权说话，将来或许应当承认，今天康晓光的一些言论，是具有特殊的批判意义的。当然，我已经专门撰文指出：至少马克思批评普鲁士专制的思想，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否则康先生何必为当局仍然保留马克思主义着急呢！是的，我坚决主张充分运用马克思的适用思想到“中国问题”，例如网上流传的宋保卓先生的一些文章，有的很有道理！当然，根本问题不在于搬弄什么话语，而在于用什么方向的实力。

   　　康先生并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已经被权贵利益集团掏空，那就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自己颠覆自己”的旗号。有谁能举出以前的笔杆子这样直白说话的哪怕一个例子来吗？难道民运人士、异议人士或者良心人士、道义人士们才是最好、最廉价的智囊吗？谁知道呢，只知道他们中的思想理论家、学者、有为人士，多半说得还没有康晓光大胆，却是付出了健康、常人生活甚至生命（瘐死狱中或者因病早逝)的代价。

   　　康晓光坦率承认共产党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原来在一边吗？），肆无忌惮地说了“反动话”，却继续坐在“智囊沙龙”中，这是为什么？我喜欢从确凿的生活现象思考问题。我思考的结论是：大则图上述“替代战略”；久则图通过特许的言论通道，来释放自身不敢或者不便明言的真相，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服认其所作所为（所谓“固化”）；小则图减轻来自洋人的人权压力。康晓光担忧的例如“老主义”很可能成为改变分利集团化格局的旗帜，其实首先还有什么力量担忧？如果“左表”到底还有使“右里”难以成眠的功能，那么，本来就虚弱的合法性就真是荡然无存了。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烦恼，才抛出字面上含混不清的“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只用一条“共产党领导”了，哪怕是普通民众也看到了这样的内心想法：“管你公正不公正，什么面纱都可以撕去，这维持会的日子就这样捱一天是一天了！”是的，“三个代表”的意思的确是“我弄成咋样就咋样”。康晓光们的部分工作，就是使这种谁都搞不掂的“固化”产生某种“柔性”，根本不放心“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之类的自说自话会弄出多么难以操控的麻烦来。更换意识形态的梦想就是为了使蛮干显得不那么勉为其难。

   　　康晓光也在意公正，不管是不是同样迫于无奈，总是良知一息尚存的表现，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值得肯定的还有其他一些），但康晓光有其佯狂之处，这是否有当政者通过这个符号测试政治di手反应的用意？我看还有让开明派出于对毛派残余的警觉或许会出于不得已表态支持“三个代表”的用意。应当说掣肘“老左”与开明派使他们各自难以独立壮大这种用心，是有所奏效的（例如李锐对“三个代表”一度不止一次表示赞成或者“要看一看”；又如新近任仲夷老先生对邓小平“英明伟大”的浮夸）。但今天的中国毕竟要靠吴敬琏先生说的大智慧了！大智慧是什么？就是不要把民众当群盲，以为镇压得再狠也无所谓；就是少做交易、少玩花样；就是有诚意的话那就要甚至很简单地往民众中一站；就是承认道义型学者的工作不是跟谁过不去，而是既可靠又有最大潜在优势的。

   　　最近已经有一种新的觉醒：真正追求政治民主的左派需要努力形成，并且与已经松散形成的追求政治自由的力量联盟。这可不是小事，“威权政治”最后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权贵们看得很清楚：一旦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立足公正至上的“共同底线”互相靠近了，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最后一轮”的“拨乱反正”出现，腐败必定要得到制度性追溯、法治性追缴──财政的紧日子就会得到真正缓解。“三个代表”或者其他糊弄宣传，能够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吗？不可能，除非中国真的永远不可能有追求公正的左派产生。

   　　我这里要说：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和世界政治派别的划分基准看，中国从来没有“宁左勿右”，而只有“宁右勿左”──就是各类人物自古以来只是主要跟着权势走没有跟着公正走的──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时代只有具体统治方式、统治的严厉程度、宣传用语上的不同，并无维护威权的不同。邓小平时代的腐败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权得以泛滥蔓延开来而已。当代汉语的混乱往往拐出了几道弯，例如把实为跟风以图俸禄的表态比赛概括为“宁左勿右”，无异于是把自古就有的道德作秀视为左。

   　　我与康晓光看法不同的是，康晓光认为再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那一套“已经边缘化”的东西，自找的麻烦就会惹大。我的看法是：既然从来就没有言行一致，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么，假话高调谎言就还是要照旧不误。何况，数以百万计的宣传、政工、理论工作者，就靠着“谎言事业”混饭吃呢。所以说，漂亮话并没有被边缘化，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刻舟求剑就是明证。要是卖嘴皮子、耍笔杆子生意真的边缘化了，那就只有都玩真的了。可抢劫者怎么不怕认真二字？

   　　我与康晓光的看法更加不同的是，康晓光企求儒家成为国教以重建意识形态。我认为，这从一开始就与意识形态无关。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阶级较量（未必采取你死我活的方式；自由民主社会肯定不会你死我活而只可能和平进行）的一部分。中国到最近这十来年，才真正有了产生意识形态的可能：阶级有了，但即使是统治阶级也还由于上述担心，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真话，意识形态就无法显现。我已经说过，在刘晓庆逃税案之后，厉以宁、樊钢、张维迎等学者公开直白地提出“赦免富人不法财富”，这才是真正意识形态的表现。

   　　什么是意识形态呢？就是某一个阶级的言论成为霸权话语。在阶级专制社会，当然就是垄断了抢劫的阶级的自负话语。（在阶级平权的社会另当别论）因此，意识形态就是阶级统治的直接辩护，如“‘国家’养活了工人”、“剥削支撑了就业”等等。康晓光却要从老祖宗似乎一视同仁的说教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就不像一个有科学态度的学者所作的事情了。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宗教不是意识形态。杨小凯先生的一些说法我也不认同。

   　　过去呢？只有一个（独裁政治）几个（寡头政治）权力者的“主旨”，并没有意识形态；将来呢，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没有统治者，没有了权力垄断、政治独断阶级及其代表，因而也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地盘了，有的只是自由言论，人们可以过真正多元化的公共言论生活了。每个诚实的人看到的美国，就是这种局面。有些人不懂得：实际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共和等等，基本上属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程序性制度，这些规矩是一视同仁的，与意识形态无关。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政治话语能够成为霸权话语，这样的社会当然就没有了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只是意识形态的派生现象。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任何人任何组织的话语都不可能成为教条。正因为如此，我才批评刘吉发明的“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例如天择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许向阳发明的“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是一种拒绝人类主流文明的不地道手法。

   　　“主旨”最低劣，对外人讲假话黑话，见不得人的话多在厕所、密室。

   　　如实反映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没有了虚假，有了说理对话的可能，是人类公共话语生活开始出现的标志，相对于民众是“哑巴”的“主旨”时代，当然是一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官方给于少数几个智囊说部分实话的特许，也是不坏的。

   　　自由言论则是人类公共话语生活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大过渡现象。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毕竟有别于秦晖先生也愤然批判过的“劳工被养论”。

   五，自由与秩序……

   　　哈耶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韦伯与施密特等保守主义者，都强调秩序，但有不同的含义。中国的威权主义者与极权主义者一样，都强调秩序，但都连韦伯们还不如，因为韦伯绝没有说过枪杆子出政权的山大王，与经过选举产生的领袖都是“奇里斯马”型的。

   　　我看到的情况是：韦伯、施密特们有被威权主义视为同道的根据。但正如秦晖先生充分论述过的那样，威权主义绝对没有利用哈耶克、诺奇克们的根据。

   　　自由主义的保守与威权主义的保守，是有重大区别的。同理，两者所要维护的社会秩序当然有不同。中国进步思想界一般强调哈耶克们的保守与秩序。但是，即便是哈耶克意义上的秩序，正如秦晖们所清醒看到的那样，在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维护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上需要从无到有去争取的问题。这一点，例如工作突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史学家顾肃老师，几年前也跟我谈到过。顾老师的思考主要指出古典右派自由主义必须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左派自由主义进步。所以，近年来中国一些进步思想者的提法通常是：自由民主主义或者民主自由主义。而基于罗尔斯与哈耶克在中国都还是理想，秦晖先生才最早提出“共同底线”。从思想史上看，这不失为路标性建树的“日出”──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甚至当代思想史都没有过这样的，我敢断言，如果你不知道中国思想的最重要创造在那里，你就到“共同底线”中解读吧。

   　　可是，我却看到一些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人物”说：如果一定要在专制秩序与无政府主义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宁可选择专制秩序。

   　　让我们来认真清理这一貌似迷人的陈述。首先，如果战乱就是无政府的话（战争年代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相反，倒是有更严厉的控制结构），那么，专制秩序恰恰无日无时不在导向无政府状态；既然如此，专制与无政府就是先后接续的两种状态，而不是共时并存的两种状态。其次，在战争年代，人们或者是主动加强（被动接受）专制，或者是通过谈判和解创造非专制社会，这里的非专制绝对不包括选择无政府；在专制条件下，只有维护专制与反专制的选择，而无政府主义至多只是一种浪漫思潮，而从来不可能作为人们的现实选择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