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

    不管刘晓庆案或者刘晓庆这个人还有什么真值得捉摸的地方，我一直更关注的却是这个社会在“刘晓庆现象”上的舆论品质。例如由刘晓庆案引出的“该不该赦免富人不法收入”的争论，就比围绕刘晓庆的所有其他话题更有意义，因为厉以宁、樊纲、张维迎、柳传志等政界、学界、企业界显赫人物，和后来河北省出现的投石问路性质的意向性文件，都主张对“原罪财富”不予追究。这当然太重要了，因为这表明中国的意识形态有了跃迁性质变。

    这里谈较为次要些的问题，即围绕“刘晓庆现象”（文艺界大腕犬儒化）这个不大不小的话题篓子，检视一下言论界曾有的相关表现。

    （一）

    我发现一些很好的言论作者，往往一碰到影星歌星等大腕级艺人，理念操守就乱了方寸，文章就出现跑题的怪毛病。跑题有狭义广义的分别。狭义的跑题不用说了。广义的跑题是指作者偏离其多数文章所表达的价值旨趣。可以将广义的跑题称作理趣的晃动，心思的不稳定。打个比方，有点像交朋友，狗脸亲家，冷热无常，亲疏无定。特别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你简直不知道这曾经是朋友的人，会怎么应对“风雨苍黄”（李慎之先生语）的烟尘时事。

    潘多拉、焦国标、朱健国三位就出现过这样的“跑题”。这三位在言论界广有影响，本文以他们的“失足”为据作一些相关议论。

    我这样说估计潘先生不会跳起来，因为他在刘晓庆那儿的“失足”与焦先生大不同。焦先生会不会跳起来，跳的话又跳多高，我就不知道了。有一点我可以认定，就是焦先生还不只“失足”过一次，似乎有些上瘾了。朱健国先生富有才华，文章犀利明快也精彩，但跑题不少见，有时竟在同一文章中出现双重意义的跑题，“失足”得厉害。

    朱先生曾用两万字的长文《谁在围剿王朔？——试看批判王朔大潮》为王朔辩护。文章首先言过其实地说：自由人士一起来猛批“思想在体制外、行动也在体制外”的民间新生代自由作家王朔，是2000年春的“又一奇”，是被“伪现代化思潮所左右”。朱先生的长文之前，我只看到鄢烈山3月20日发表的那篇被“处理”过的短文，余则未见自由人士批评王朔，当然谈不上“伪现代化思潮”对王朔的“围剿”。而且朱先生分明知道刘军宁等人的际遇，却扯到鄢先生对王朔的批评，这就有令人费解的拎不清。事实上，自由知识份子根本没有方便来“围剿”谁，而鄢先生有什么“伪”朱先生作为朋友也应当清楚的，倒是称王朔没有反对知识份子，适足以说明朱先生至少对实情了解不够。对于朱先生文中的局部勇敢，我是会投以敬意的，尽管与王朔话题放到一起很不协调。鄢先生对王朔的批评，深刻简明，而朱先生却用拣芝麻丢西瓜的办法说了大段似是而非的道理。当他强调制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出王朔的洋相，王朔哪里关心过制度？朱先生引焦国标、葛红兵的相关议论作支撑完全合适，但拉李慎之、刘军宁、哈维尔壮行色，就蒙不过鄢先生这样清醒的头脑了。而自以为是地将王朔与鲁迅、哈维尔相提并论，对王朔来说更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了。可见朱先生捧王朔还得多用些心，也可见朱先生胆子确实够大。

    朱先生这样袒露自己说：“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立场，只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弱者一起挑战强人，永远爱为弱者说几句话。今天的弱者明天变为强者了，我一定离他而去，昨天的强者变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为他说几句话——任何人只要一直成为弱者，难免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蒙冤受屈。……甚至对时下落入法网的贪官，我也想为他们辩护一句：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体制与社会。”

    本来制度批判的意义是在增加批判的深度和建设性，但在朱先生那里却成了为“弱者”辩护的工具。这样的习惯立场固然可疑，但楞说垮塌的“四人帮”和被推上法庭的贪官也是 “弱者”，足见朱先生相对主义的弱者论多么滑稽了。如果这样的弱者工具论可靠，那么对于强奸、杀人犯，强盗土匪，总之，对于一切罪犯，朱先生不是都要为之辩护了吗？没有分身法的朱先生，一定会代理费堆成山累得吐血了。

    事实上朱先生对自己的习惯还不够忠诚，他应当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胆小，只按“统一口径”说“错误”）也作出辩护说，毛泽东是受了制度的支配才作的孽，那样朱先生才算彻底贯彻了他的相对主义，并走向绝对抽象的制度论了。不管显的潜的，如果实际的制度不是“强者们的行为模式”，又是什么呢？

    就拿王朔与鄢先生来说吧，他们谁是弱者呢？不错，朱先生有一条不再相对主义而倒有些绝对主义的尺度，那就是不拿“公家”工资的是体制外自由知识份子，拿了就是体制内的非自由知识份子。但这样一来，朱先生又有何理由既为刘军宁鸣不平，又与李慎之等套近乎呢？只要“在体制内”，你就比王朔“矮”一截子，就只能闭嘴，那就一定要闹到不应当关注江艺平、鄢烈山们的地步，纪念顾准们的逻辑也决难成立了。

    朱先生又说：王朔没有反知识份子……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颇有些现代知识份子追求……当王朔从写小说转到写批评文化明星、文化大师的杂文时，王朔也就从“文学剑客”兼职“思想刀手”了，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流氓”担道义了……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方面军的先锋。

    批王朔，其实是“一元化还乡团”对“多元化”的围剿。

    批王朔，是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围攻。

    批王朔，是新自由主义者批古典自由主义者。

    王朔现在是陷入了“后极权主义”阶段的伪现代化大潮的围剿。讨伐王朔只是当前中国文化界自由与专制斗争的一个新焦点。由于王朔不直接谈主义，由于王朔毕竟只是文化小传统，拿他先开刀，可以有麻痹与缓冲、试探与警告的诸多便利，也是先吃“卒”，再拿“车”，再“将军”，去皮见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战略艺术。这场斗争如何纵深扩展，最终胜负如何，眼下无法预见——“勃列日涅夫伪现代化”是否一定来到中国，谁说得准？

    ……

    “勃列日涅夫伪现代化”才不会与王朔过不去呢！朱先生让某种知识创造欲盖过了现实认知了。为了省事，只有再引一遍王朔自己的话：人类有时需要激情，……我看到的却是这些美好的东西被种种的学说被资产阶级自由化，被亡我之心不死的别有用心的人给毁得差不多了。人可以被许多东西煽动起来，比如爱情，仇恨，都可能导致人产生激情。为了亲人，这些东西我认为是真实的，这是美好的东西。

    （二）

    朱先生的弱者观究竟有没有葛红兵们的“粉尘式平民味”，我不知道，没有学理上的严肃，则是可以断定的。我的根据是他在毛阿敏那里“跑题”了。

    朱健国为毛阿敏辩护的文章登在《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六期，题意是“不该封杀毛阿敏”，不同于焦国标“失足”于刘晓庆的陈腐（见后文），本来应当是很好的文章。

    健国先生说：毛阿敏是一位优秀的歌星，只是由于得罪了几个颇有背景的“歌星”，又与主流配合得不乖，甚至得罪了某些部门和人物，于是遭到封杀。文艺界毛病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公报私仇”，“官报私仇”。这显然是针对毛阿敏出事之后一段讲的，之前毛阿敏怎样，他这里的看法就不一定适用。无论如何，毛阿敏犯法是一回事，该不该封杀又是一回事。至于毛阿敏不被封杀，甚至用焦国标为刘晓庆打气的话说，依然“人五人六”、“光棍儿大”了，连几位赖氏红楼女人都无可奈何的观众是不是看得惯，更是另外的（下面将部分谈到）的问题了。

    毛阿敏的被封杀，在“本乡”语境中，认为有多大典型性，我看不见得，也许朱健国觉得这话题有说头（这当然也无不可），或许有别的原因，使得朱先生对毛阿敏有特别的关心。要是我来说，肯定不会想到毛阿敏的被封杀，而只会谈毛阿敏偷漏税只是演艺界的冰山一角等等。但这很多人公开说到了。我对娱乐介面上的事情都不太关心，更不会知道娱乐行里面的事情了。

    后来毛阿敏在案子进行几年后，补交了税金与罚金，结案了，又唱起来了，希望朱先生的文章是起过一点舆论作用的（实际上当然不太可能，毛阿敏辈自有其能耐）。

    但朱先生在文章中有一大段奇怪地跑了题。他这样说：人们说的毛阿敏的种种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一些与艺术、与政治无大关系的个人修养问题。”（这说得不对，至少偷漏税不能这样看。——引者）“须知，一个艺术家能偷税漏税，首先是她为社会创造了一些财富；对于一分钱财富也不能创造的人，是一文钱税也无法偷的。两相比较，到底是这个偷税的艺术家贡献大，还是那个一文不创造的无税可纳可偷者有利社会？……首先要想到，这些偷漏税者，也是创税之贡献者，他们的错误是建设者、贡献者的错误，是创税者的错误，……更不要让一些懒汉觉得，不创税纳税者要比常纳税而偶有偷税漏税者光荣。

    在我们中国，不创税者，不纳税者远远多于偷漏税者，但是社会从未批评更没制裁这些人，这也许是我们一些地区至今仍旧不太富强的缘故之一吧。“

    首先，“一文不创造”并不止偷了税的贪官污吏大有人在。其次，以为创造了财富的偷漏税，就可以比别的例如各种腐败犯罪，更值得理解甚至同情、宽容，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但是既不新鲜，也不健康，更不正确。朱先生这种议论当然谈不上什么独创，褚时健等贪官的问题上不就早有这样的议论了吗？记得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说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与一个长的丑的女人，犯了同样的罪，执行死刑，被调查者对长得漂亮的女人多感到惋惜，甚至认为可以不杀，而对另一个则没有这些心理。朱先生在这里至少是有相类似的情形的。顺便说一句，对废除死刑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有血债的应当以血来偿，像经济方面的非刑事罪应当废除死刑，这样做会有利于社会的人权事业，也有利于例如扩大破案成果。我总感到，杀了一个腐败分子，就等于消灭了多个扩大成果的可能。这里不谈。

    朱健国要人们去比较某两类人的社会贡献的大小，在逻辑上十分不通，但倒是使我想到了一个怪论，那就是“腐败有益”，非但有益，简直是应当鼓励、多多益善了。要是有谁将我和陈希同放到一起比贡献的大小，我的感受没有别的，就是受到侮辱！

    所谓毛阿敏们所犯的“错误”，应当首先看作是“建设者、贡献者的错误，是创税者的错误”，简直是某类反现代、反理性的法西斯理论了！请朱先生与读者原谅我的敏感，但我要请读者深入一些想问题，那样，你就不难明白，这多像某些“人王”相互之间的辩护词、遮羞词、开脱词、卸罪词啊！这多像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诡辩啊！假如将这一逻辑应用到“乱伦罪”、“夫妻强奸罪”上，也许更会让朱先生视为知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