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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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北京大学焦国标新学年被校方剥夺给学生上课的权利；校方并取消了焦先生的硕士导师资格。

   尽管1989年来，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例如西南民族学院取消了著名伦理学家肖雪慧的授课权，并试图剥夺其副教授资格；清华大学不允许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担当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被迫提前退休；青年政治学院著名青年法学学者杨支柱只能在图书馆从事轻微体力劳动；成都大学停止了王怡先生的授课权……但，惯例不等于合法，更不等于公理与正义。

   在当年的民国，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可以当教授，倾向于革命党的鲁迅可以到多所学校教书，一所北京大学的校史上，更是充满了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光辉记录，即使是战争年代的陪都重庆，从中学到大学，也都能容忍批评国民党的教员，更不用说共产党还可以在蒋介石的鼻子底下办报纸天天骂独裁专制。可焦国标仅仅写了一篇《讨伐中宣部》，就遭到如此对待，在共产党宣称民主执政、努力提高执政能力的今天，北京大学却公然拆台，硬是让民主执政出乖露丑。这是思想文化界希望看到的现象吗？我以为只能说是一场闹剧、一种悲哀。

   共产党可以不可以批评呢？无论是法律、还是共产党所宣称的欢迎人民群众监督批评，都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中共中央中宣部尽管是共产党的喉舌机构，但几个中宣部领导，毕竟不能等同于宣传部，更不能等同于整个共产党，不能说人民群众决不能对中宣部说三道四。事实上，学者们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工作批评越来越多，连十分温和的茅于轼先生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上，公开针对股市骂政府是骗子，很多专家学者都骂中国股市是圈钱黑市，焦国标就不能批评一下你中宣部了吗？

   按照《教育法》，高校有教学自主权，认识自主权，号称要通过改革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更应当恢复蔡元培传统，弘扬现代大学精神。可是，谁也没有证据说压力来自何方的北京大学，却放弃法律赋予的办学自主权，剥夺焦国标先生的劳动权，而且“《对外传播学》……是上学期就排好的课，由焦国标任教，每周3节课，20名学生”。校方如此作为，分明是违约行为，连起码的依法行使校政都不顾了。这是堂堂北京大学的领导们无法用一句“上面的压力”作交待的。联系到著名记者卢跃刚批评了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但直接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团中央领导，并没有剥夺他的工作权（这是人们值得投以敬意的），而其领导似乎比北京大学更有寻找托词的方便。北大校方难道不应当更多些躬身自省吗？

   根据焦国标对记者的说法，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领导“始终对我不错的”，并始终不能告诉他具体缘由，而北大的上面不可能越权代理北大校政，说明剥夺焦先生授课权的决定，直接来自于北大校方。这样，焦国标说的“软体动物”，难道是堂堂北大校方的别称吗？尽管我不知道这一回官场用了什么潜规则，但我相信：如果北大校方坚持按合约办事，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撤职查办北大校方的事情的。

   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上面”给了北大领导层什么压力，北大领导还是直接责任方，难辞其咎！

   退一万步说话，那就是“上面”的压力实在太大怎么办呢？辞职嘛！蔡元培不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吗！而且我深信，例如北大校长为保护焦先生辞职，校长先生绝不可能发生谋生等等的困难。即使我不看好中国，我也没有理由怀疑我的这一推断。人哪，不需要赴汤蹈火的勇气，但跳到未名湖游两下的勇气还是需要有的吧。

   当然，如果“上面”只是通过北大校方暂时对焦先生有所教训，而不是将他逼成无业人员，我们也可以理解北大校方“方便向上交代”的临时办法，而不必作出过敏反应。我希望我的反应是过度了。

   顺便说一句，我曾经公开批评过焦先生，我也不认为焦先生的那篇文章没有缺陷。但是，是非有大小，我还不会糊涂到连自己15年来授课权被剥夺的痛苦也感受不到了。

   -------------------------------------------------------------------------------- 　2004.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