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百华

   --------------------------------------------------------------------------------一党专政使社会丧失公正，民众由忍耐走向愤怒。中国笼罩血光之灾，躲开暴力丛林的出路何在？

   1989年以来，舆论界对中国始终在期待与失望中交替。1992年是第一次从忧郁走向期待，期待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能带动政治；1998年又一次从忧郁走向期待，期待所谓的“朱新政”能通过政治改革抑制腐败；2003年人们在SARS肆虐的恐惧中期待所谓“胡温新政”能通过政治改革，扭转中国隐然四分五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谓的“断裂社会”）的乱局。现在看起来失望又早早赶走了期待。

   下一次中国人将会期待什么？如果期待原本只是失望的一种心理补偿，那么共产党已经有了勾引人们期待的丰富经验，例如“制造”一点高层内部矛盾啦，过一段时间发表一两种“新提法”啦，再出台一点点体谅弱势群体的改良政策啦，甚至让一两个小地方真正搞一些人大代表或者党政领导换届的“准民主”啦，这些都会让一些吹鼓手、生意家、甚至骨子里没有什么操守、理想的“自由主义者”一番捧场。反正多数老百姓已经不关心“舆论”──因为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圈定了！圈定老百姓生活的机制是什么呢？本文仅以2004年发生的种种案例加以回答。

   一、军警伺候是“执政能力”的终极注脚？ 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被它自己弄得越来越虚无渺茫了。虽然它还张大著嘴巴宣称这样那样的理想，但终于只敢用“小康”作为安抚民心的诱饵了。但是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早已“全面小康”、少数已经暴富，这使任何诱饵从一开始就馊味扑鼻了。

   但是，为了控制人民，共产党给有种种冤苦的人们留下了迷幻与折磨恶性回圈的陷阱，而这个陷阱的底部就是赤裸裸的军警。恶性回圈的过程是这样的：上告─等待─再上告─失望─愤怒─“反抗”─镇压。

   从理论上说，人们首先应当承认一个真理：没有人天生邪恶。共产党人同样不应当被看作天生的魔鬼。之所以出现共产党人也未必情愿看到的局面，根本原因乃在于共产党人所顽强维护的利益偏私机制。不要说理想，就是一项最平常不过的好政策，也因为共产党的非民主政治现实（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村支部书记，都有全部层层任命的金字塔结构作后盾）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但是由于受害者没有自治组织，通常遇到不公一般总是选择忍耐，忍无可忍才选择上告或打官司。想想吧，一个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工人农民，为了讨一个公道，节衣缩食，啃烙饼睡车站，左打听右问路闯过一道道衙门门岗，好不容易见到了上访接待官员，几句好话就被打发回家，等待呀等待，接著又是怀揣著幻想奔向省城、京城，又是等待呀等待，容易吗？打官司么？多半又是一捧冤枉钱换来一把辛酸泪！

   王次妞，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纸房乡石坡村农民。就是她，一个大字不认识几个的山村农妇，在儿子被警察和金矿矿主活活打死又求助无望的时候，竟然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到北京“告御状”。当《青年参考》记者5月8日上午赶到王次妞家时，她正准备提著装满了上访材料和那件写满了冤情的白大褂再次赴省城郑州上访。上访事件开始于1991年，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曾亲笔批示处理。但时至今日王次妞依然在上访。王次妞有盼头吗？不知道，后来河南省、郑州市两级公检法联手抗拒最高法院批示，非法枪杀村民曹海鑫的案例已经是一种预示，何况她的儿子已经先曹海鑫而去，罗干们有时很注意“不越权”的。

   记者李国红（新华网）报道：7月21日下午3时许，在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医院的太平间前，一些农民正在给被抓进看守所6天就死亡的迟文滨烧纸。死者的姐姐对记者说：因为砍自家承包的荒地上的树发生争议，被警察抓去整死了。 一个自称是呼兰区公安局的人说只要签个字（同意保外就医），马上放人。一个医生偷偷告诉他们：“人已经死了。”

   人哪，只有那些日子舒舒服服的人们才会摇著扇子泯著茶劝世说：“脾气要好”、“不要偏激”……冤苦人绝望之后怎么不要发泄呢！发泄吧，一个几个人等著的是警察，一群一批人等著的就是军警了。5月26日安徽宿州几千出租司机，因为对单方被动承担3980元一年的强制保险不服而罢工游行，有联防队员和警察砸了他们的计程车，他们以堵国道抗议，公安局系统如临大敌，所有乡镇干警奉命进城，二辆站满武警的军车在主要街道来回巡视示威，车上武警全副武装，钢盔上的国徽和手里的盾牌在阳光的反射下，刺眼得叫人睁不开眼。被抓的六七名司机全部被打；7月14日，68名山东籍退伍军人，因生活无著而进京上访，被警方从国务院信访办带走；8月2日，来自黑龙江上访的司法干部李国柱接受记者的即时采访：北京近日不断发生人数众多的上访事件，多数遭到冷落、殴打或拘捕；今天（星期一）上午8:58，300多名以黑龙江为主的各地上访人员来到中组部门前上访，当时现场有几辆警车和10多名警察，还有大批警察和警车将很快到来。“我们打著‘中国司法腐败！’、‘我们要人权！’、‘我们要生存！’、‘打倒中国腐败分子！’等标语，好多人把自己的冤案、冤状衣都写在白布标上，举著白布标，还有的跪在前排那儿，哭哑的，喊哑的，唱著上访歌，现在现场有二十多辆大型依维克警车，警察、保安、政府内部穿绿衣服的加在一起，有100来人。”

   最新一期（10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了三峡工程移民款被贪污挪用的种种黑幕。今年香港中国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李锐近作》一书中披露了当年水利部长钱正英在承认三峡工程上马是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开脱罪责。围绕三峡工程的种种胡来，我不禁要问中国究竟是一个有政府还是无政府的社会！可是，对于一个叫做何克昌的人来说，“政府”实实在在是有的──何克昌坐了三年牢于今年刑满，家人看到他已经落下了伤残。2001年，三峡移民何克昌一行四人受三峡移民的委托，赴京反映搬迁过程中当地政府的许多诺言没有兑现，贪官克扣应该给移民的经费等问题，被从云阳县追踪到京城的警察抓捕押回云阳县。公安为了让何克昌屈服，对其施加酷刑，他们给何克昌戴上手铐，然后吊起他，手铐承受著全身的重量。由于吊得太久，致使下身肿大，不能行走，难受异常。要求看医生，被拒；要求见家属，也被拒。结果何克昌被以“扰乱社会秩序”、“里通外国”（与一位香港记者合影并回答了一些问题）的罪名，判处3年有期徒刑。

   3月10日晚,被严密监管的吉林油田被“买断工龄”数十名上访工人在多次上访被抓捕的情况下,集体服毒自杀以死抗争（一人死亡,其他人被抢救过来）。因为去年有拆迁户翁彪自焚，南京今年的拆迁工作确实有了改进。但是特别在意民族问题的新疆，似乎没有从南京事件汲取教训。4月13日早上8：30分，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东三路，浩浩荡荡行走著一支队伍，他们是石河子市城管人队、公安局、农八师144团防暴大队，厂联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包括石河子市各有关部局如土地局、房产局、建委、天筑等单位大约近千人，带了三辆挖掘机、─辆铲车、六辆翻斗车、四辆客车(144团雇的民工)开进二建144工区，准备强行拆迁144工区的“小二楼”，“强拆队伍”中有巡警、刑警、便衣，还有花钱雇来的民工(每人100元外加一顿午饭)……先是1000多军警与1000多老弱病残人僵持，后来发生冲突，45间民房被毁，30多居民受伤，20多居民被拘留关押、罚款。

   不吸取教训的还有去年就发生逼迁丑闻的嘉禾县：4月21日，嘉禾县政府以建设珠泉商贸城为由，在没有给予老百姓公正补偿的前提下，对老百姓刚刚建好的房子强制拆除，当天，县政府命令县人民法院联合公安警察出动200多人，对李会明、李爱珍和陆水德的房子强行拆迁。李会明、李爱珍和陆水德三人站在自己的房顶上抵制拆迁，被警察带走，数天后，三人均被公安局处以拘留，罪名分别为“暴力抗法”和“妨碍公务”。

   不吸取教训的还有其警察曾经是全国学习榜样的济南：4月17日早晨8时，济南市动用400余名警察暴力拆迁该市环山路123号名士山庄。政府单方招标确定评估机构，拆迁单位未与全体居民签任何协议，400余名警察和执法队员的强拆队伍在一肖姓公安局长的带领下开进名士山庄小区，占据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强行拆除小区大门及护栏，推倒小区围?□A进行野蛮施工。小区居民〈整个小区仅有24户居民〉出面制止时，遭到400余名警察及所谓的执法队员的殴打。居民打110报警却无人接警。

   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正加强威压 当上告─等待─再上告─失望─愤怒─“反抗”─镇压的恶性回圈，越来越膨胀的时候，那么事情的逻辑必然是：是顺应镇压方面的需要还是顺应冤苦方面的需要？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在加强镇压的同时而排解民众的冤苦。如果冤苦民众老是停留在零碎分散的抗争上面，那么，金字塔尖的政治习惯可以不变，但如果民众的抗议出现规模日增的局面，事情就难办了！难就难在如何按既定方针办──如何加大力度？

   关心中国的人们知道，前年东北辽阳数万工人游行示威，有姚福兴等几位工人领袖经过秘密审判被判了几年徒刑。按今年的情况看来，局面有了明显的变化。我的意思不是指10月14日胡锦涛等中央要员观摩全国公安警察大比武，这很可能是早已决定举行的仪式，而且总书记讲话时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大对恶性刑事犯罪进行有力打击。这一点没错，因为警察连开9枪才将歹徒击毙等等的报道，使得警察很没有面子，而刑事犯罪活动确实越来越朝向多发性、团伙型发展，一些地方是地上的武装怕地下的武装甚至假白济黑与地下的合伙干。我这样思考的诱发因素是针对下面的跟踪报道的：10月6日上午，深圳金宝通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近4,000员工因权益长期受侵上告政府后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应有保护，愤而示威游行，该市北环大道交通因此受阻数小时。5天后的10月11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在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召开公开刑拘大会，宣布对23名暴力抗法妨害公务违法人员分别予以治安拘留、刑事拘留和执行逮捕。（《广州日报》10月12日）

   引起我特别注意的不单是时间相隔之短，还在于公开刑拘大会使用的理由是“暴力抗法妨害公务违法”──相当多的情况下面，这些都被证明是专政群众的“欲加之罪”，例如6月12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自贡市汇东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征地问题上欺骗农民，6月24日农民再次到市政府求见领导，要求解决问题而被拒绝，就被说成无理取闹，俞梅荪先生收到2003年6月24日大安区公安分局关押农民黄芳英时出具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上面写的就是“因扰乱公共秩序……”。再如7月6日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镇派出所所长威胁带头呼吁罢免唐山市委书记的农民张友仁的儿子说：“张友仁和北京的俞梅荪、赵岩、李柏光勾结国外反动势力，已经构成泄密罪，公安部已经作为大案特案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