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江苏）

   在收到山东青年王金波狱中受苦的消息时，却必须强制自己静下心来，写一篇专门与任不寐先生对话的文章，真有着特别的苦涩。中国10亿老百姓是看不到这些文章的，若是能看到又会怎样想？他们需要什么呢？我或我们被与他们分隔开了，连痛苦都不能互相倾诉啊！ ——算是写在前面的话吧

   《议报》第173期发表《议报论坛》主持人兼《议报》主笔任不寐的《捍卫自由主义》，想必关注中国思想界的人士多有寓目。这篇文章虽说辜负了任不寐的写作才华，却无疑是人们全面了解作者的一个难得的文本。

   看完不寐文章，我感到惊讶：被一些人士说成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思想精湛的任不寐原来是“富人经济学”（取譬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的拥戴者！“神学自由主义”、“灾变论”居然可以与张维迎、康晓光、萧功秦们款曲相通！这我可真的没有想到——知识分子应当是最便于把握的，但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让观察者一天三误判。想想吧，《灾变论》的序言是顽强抨击“经济学屠龙术”、“腐败理论”的何清涟女士所作，是清涟的包容心还是任不寐先生的“活动家能耐”？（《灾变论》本身还是值得清涟作序的）

   最近任先生还刚刚打越洋电话采访李锐、胡绩伟等人，言语间充满“忘年交谊”，如果老人们过去并不熟悉任先生的知识怀抱，这回应当惊呼“这青年人真是高深莫测呀”。

   任先生传福音的时候该如何将“富人经济学”还给“自由主义”的“凯撒”呢？

   尽管我已经发表的文章中也不期然地多与任不寐相关，但专门写一篇文章与任先生对话还是颇多顾虑。一是任先生的一些话并不连贯，例如他说：“我这样说不等于承认‘邓江模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的全部观点是：在‘邓江模式’和毛主义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但在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是唯一的政治出路。”难道张五常们没有热情称颂邓小平理论、张维迎们没有竭诚为江泽民时代服务？难道康晓光说任先生为悼念李思怡发起绝食是什么“政治押注”果真基于什么通感吗？二是任先生1989年后经商有成几乎数年不知所踪忽然以《灾变论》回到思想界，紧接着妻女出国，自己数年留守到处施展却也行踪难觅，出访美国执著回国后却又忽然令我感动地去到妻儿身边，（我不乐见任先生抛家别子）并席不暇暖地加盟《议报》，这样一位奔波劳顿着的基督徒学者，我真的不忍批评他什么，正像我也不忍批评“如果拿破仑式的人物问计于我，我便告诉他赶快将国有资产私分”（大意）的杨小凯先生一样；三是任先生的文章牵涉面甚广，弄不好会引起一场朋友们不希望看到的混战，我希望有真正廓清意义的讨论，而决不希望出现消耗战。

   因此带着请教和澄清问题的目的，这里的对话将尽量化简再化简。为方便，采用引文（斜体）跟对话的办法。

   1，引文——在“门前政治”的鼓励下，经过“顾郎风波”，中国大陆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并开始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官方意识形态合流。与此同时，一些中间偏左的自由派学者和网络半吊子自由开始动摇，重演“不怕权力的人也怕人民”这种思想悲剧。因此我希望中国心灵在放弃“解冻”幻想的同时，应该“重申自由主义”——媚俗和圈子正从两方面埋葬90年代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思潮。

   对话——“门前政治”真的与“邓江模式”有别？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胡锦涛比江泽民讲“毛泽东思想”更多，但总的来说不出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尽管温总理做了些改善行政的事情，但总的来说还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硬道理”中缘木求鱼。与金雁老师提出的“公正也是硬道理”还相距甚远。

   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真的受到了“门前政治”的鼓励？最近国资委新闻处处长金思宇说：“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制定下来的，而且正在执行，肯定不会停下来。”我对金先生的话是这样理解的：“权贵经济学”看好的“改制”不会接受“公共选择”，更不会受“郎旋风”左右，既然10余年来当局没有听取那位叫做秦晖的学者的警告，现在当然实际上还会“我行我素”。我说实际上，是说尽管国务院也有不算最坏的法规出台，由于潜规则使得中国长期呈现出“亚无政府状态”，“化公为私运动”便不可能得到遏制。张维迎们之所以敢于与“民意”作对，还不是赖着权力撑着“富人经济学”的后腰吗？任不寐先生应当是见过世面的人，应当知道强调“公共选择”基础上的公正改制（坦率说，尽管不是立即实行民主政治，但一定是民主化的启动）才是“邓江模式”（当然包含了任先生命名的“门前政治”）真正忌讳的。

   如果任先生与余杰、王怡们一样，将秦晖先生规定成“中间偏左”或者“自由主义左翼”（陈永苗则干脆将秦晖诬陷成“民粹派”，理所当然受到了杨支柱的抗议），那么，如何具体理解秦晖对“中间”或者“自由主义”的“动摇”和“左派不怕权力怕人民”？徐友渔先生以前与“新左派”论战时一直将秦晖推举为公正的代表，并没有觉得秦晖强调公正是“动摇”了“自由主义”，也没有说秦晖有什么“偏”。如果所谓“自由主义”觉得秦晖“偏”了，那只能说明“中国自由主义”本身不“中”不“正”，只能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还处于回避公正的“小骂”阶段。例如任先生将张维迎们为“监守自盗”辩护的说辞赞为“新自由主义”，只能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放在嘴上、书上或者还有些模样，一遭遇现实就避实就虚忙不迭地照顾起权贵们的趣味来，而且很懂得掌握“节奏”和选择话题与重心的“精明”，用王彬彬批评王蒙的话说就是“过于聪明”了，很懂得选择安全捞取名利的策略！作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确是世界上最讨巧的事情了。

   “新自由主义”是不存“解冻幻想”的“中国心灵”吗？如果是，“中国心灵”是不是有些“不怕人民怕权力”？既怕“结冻”的权力又怎么会是“中国心灵”？“权力”是不是“圈子”、是不是一“俗”？那么张维迎们是不是早就从“媚俗”与“圈子”两方面参与夹击着民众的公正吁求？学术上面不可“媚俗”，例如基督教徒们的关爱帮助穷人也叫“媚俗”吗？

   2，引文——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在9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大陆思想界的一个焦点，这场争论因双方逐渐就“江泽民主义是中国的真问题，即非真左，也非自由”的共同发现而逐渐销声匿迹。令人遗憾的是，左派思潮最近开始借着大陆民变和胡江交权卷土重来，继续他们曾经犯下的罪错，即把江泽民主义等同与自由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舆论报复。

   对话——“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真有任不寐说的“共同发现”，且因了这一“共同发现”而“销声匿迹”了争论吗？而发现“江泽民主义”“也非自由”的“新左派”，与“把江泽民主义等同与（于）自由主义”的“左派思潮”是什么关系？与利用“权力交接”“喧嚣”的“形形色色的毛派分子”又是什么关系？这里任先生的“理性”是否太不理性了一些？如果张维迎们这样说话，我不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反正就那样赖着权力了，他们实际上与“极左”也差不多，不分青红皂白将论敌一锅端不过是宣传习惯，但是，任不寐先生如此不顾学理，就未免太绝情绝义了。如果“中国左派思潮”有“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习性”，那么，“动摇”于“新自由主义”的“网络半吊子自由”坚持的是什么一以贯之的原则？死抱住暴发户阶级大腿不放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反倒没有机会主义了吗？

   事实上，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还在继续，而且不能说毫无意义，只是双方的“积极分子”们都不甚关注现实中的“中国问题”，“新左派”或者一些“非主流”对究竟“如何保卫公有财产”（国民的非占有私产）或避而不谈或王顾左右，包括“由右而左”（卢周来先生的观察）的郎咸平也无例外，而“过于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对真正的自由主义主将（由其坚实的“底线觉悟”所决定，当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将）秦晖的公正追求，由过去的敬佩淡化到作壁上观，尤其今年“郎旋风”面前，竟纷纷慷慨放弃了公正关怀，好像中国的公正问题真的不比理会、真的烙上了“中式左派”的专利似的，适足以证明与“左派”同样短视、同样存着反常心计——中国的“左”或者“右”甚或所谓的“中允”，就这样怪怪的。

   不多引，只引一段来看看秦晖先生不搞圈子的气度与不纠缠于“非中国问题”的高度清醒吧——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不是个坏东西，也许它的确很糟糕。但我们的情况无疑并不是它弄糟的。如果“崽”的权力不受制约，总把“爷”当孙子，那么不管它搞什么“主义”，“爷”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说以强权化公为私是“新自由主义”，那么杨帆也斥责的那种不公正的“化私为公”又是什么“主义”呢？（《秦晖纵论“郎旋风”》南方周末）

   不客气地说：中国思想界怀有“庙堂情结”、“姿态策略”、“羽毛自恋”的不少啊，过多沉溺于“学界之争”的杯水风波中，远远没有真正站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统揽全局。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鲜明的独立气魄，难道真有有待解密的名堂？真用得上一位朋友的判断：小器攘攘，大器寥寥。

   3，引文——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过世之后，在网络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等学院自由派中间人物似乎发言不多了，剩下秋风、王怡等网络自由派后生以“宪政自由”、“孔子加宪法”的名义在那里“独树一帜”——这些“新锐”的自由派作者没有能力为杨小凯之后的经济学自由主义提供读者，因此一方面使至为珍贵的经济学理性成为“人民网”的被告，另一方面使哈耶克上升为“哈克思”而成为学术笑谈。

   对话——最近我还看到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联袂出现在《新上海滩画报》呢，当然，谈的是几年前的热点民族主义的话题，不是今年的话题。

   不论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等是不是学院自由派中间人物，也不论他们的“发言不多”是指哪方面发言不多，（徐友渔刚刚在答复石勇的文章中顺便说到“经济自由主义”确有需要检讨之处；朱学勤则在接受《南方人物》记者李玉宵采访时顺带对郎咸平与杨小凯等作为专家一起致敬。）说他们发言不多是因为“网络半吊子自由”的“冲击”所致，应当还有商榷的余地。事实上，从朱学勤给徐友渔打电话谈到对王怡与“50位影响了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事件”的关系看，“冲击”云云是言过其实的。当然，尽管秋风、王怡们以“保守自由主义”驰骋网内外，并且秋风出乎人们所料地与范亚峰以及将秦晖指为“民粹派”的陈永苗一起，到了清华大学高调鼓吹要对腐败实行清算，说他们使哈耶克上升为“哈克思”诚非事实，说他们的基调是“中国哈耶克”，但偶尔也有所谓“哈克思”的机灵倒离事实不远。即如推尚张维迎的任先生本人不也常作张维迎们决不肯作的“呐喊”吗？（坦率说这是我对“意见领袖”们最感看不透的地方。最近看朋友翻译柏克的书中有“鼯鼠人格”一词，忽有所悟）即使可以不理睬例如陈永苗对秦晖的无端指控，（中国学界还有比秦晖先生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更丰富深刻的吗？没有了！）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他们也断不会不痛惜 “网络半吊子自由”成为笑料的。我不知道比我观察交往零距离得多的任先生，何以出现这么多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