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道德遗产与擦边球

   　　马克思在评价费尔巴哈从宗教开始说话的德国文化现象时指出：由于软弱，不敢直接谈政治，就谈与现实离得最远的宗教。

   　　在历史老人眼中，人类社会的演进都有相通的过程。在阅读例如秦晖比较中俄农民问题、诸国产权转型问题等等研究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公正与不公正等等少数几个基本难题，可以看作是人类面对的全部难题，处置这些难题的制度异质，细节复杂，但总体不外死不肯公正与基本公正两大别。紧紧抓住各色人等对待不公正的态度、作为，既是全部史学的中心内容，也是全部现实社会学的中心所在。而作为个人、群体，如何对待不公正，则是社会心理学、行为学的中心所在。统治品质则有几乎人的全部负面品质聚集，例如虚伪、掩盖、糊弄、讹诈、胁迫……不一而足；抗争品质则有几乎人的全部正面品质聚集，例如真实、去魅、较真（讲理）、义愤、自卫……这自卫可以是多见的暴力造反，也可以是少见（但将因人类正义力量较非正义强大变得多见）的和平谈判、非暴力博弈。如果你还不知道革命发生的可能有多大，那么请你看看民众的各种抗争、自卫的情况，如果每一平方公里都出现程度、力度、规模不等的抗争、自卫了，那么革命就断然不远了。

   　　我这个人似乎天生是“人事思维型”的，例如我早就注意到，对于苦难广众来说，高雅的文学艺术几乎是无用的，因为广众紧需要的是基本的人生，他们也不可能接触什么高雅，尤其无从知晓例如“岁寒三友”与节操的关系以至对黑暗的挑战，因为粗鄙邪恶将他们死死包围住了，他们只知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还注意到在最邪恶的统治下面，苦难民众活着是陪活的人质、死了是还要缴冥贡的鬼质，真的是很惨很惨的毫无滋味的人生（泪涌难抑）……当我看到恩格斯说：高级运动必须以低级运动为基础，我就想：是啊，你看灵终究要寄身于肉的。而统治的粗鄙秘密就是肉体专政！当你面对身强体壮的邪头时，说道理、写建议是没有用的。于是在最近给友人的信中我提出来人类利益较量的“同态相搏律”，你讲理我讲理，你暴力呢，只能以牙还牙。不是反对以暴易暴吗？甘地的例子我也熟悉；台湾和平转型我更熟悉，但我看都没有否定非暴力对暴力的无用。作为问题人们可以继续思考。

   　　我说这个暴力非暴力的问题，是想说中国人熟悉的言论擦边球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所有想表达抗议而又要顾及因言获罪的情况下，实凡有些心智的，都无不表现为擦边球。我这样用汉语说话，生怕污染了人类智慧。但我索性把话说完：有意思的信仰异议、道德臧否，无不是神权皇权党国威权下的擦边球。孔子以来有些意思的道德言论至多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相若，都是不无心力的擦边球，否则就与“人类之爱”、“仁义”无关了。

   　　所以我在这里先插一句：统治者对于非暴力表达自由并不一定无条件害怕的。而在思想言论根本谈不上解放的情形，极少数书生的道德文章甚至联名呼吁之类应当更不会害怕。不害怕还抓人？是的，要不怎么说无能昏庸到其实都是生产队长一档的货色呢。这个国家可是低劣着呢！

   　　我看不仅是儒家的遗产，至多也就是这种本就含糊其辞的擦边球异议罢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凡暴政、昏君，都不喜欢把道德讲到血脉贲张的程度，于是，即使是“为人民服务”，也要讲到“伪君子”的虚无党水准，完全像是麦克风声波。否则，一旦与需要激情更需要践履真情的传统人格美德连起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先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之类的邪恶，就会被“为人民服务”弄出尴尬来。如今远离老百姓的麦克风不妨依然振动着，老百姓周围的官僚哪一个还敢说一句“为人民服务”而且“全心全意”？没有了，断断不敢有了！

   　　什么东西有什么用也是有定数的。自由民主作为话语，与擦边球无关，它是直白、彻底、一视同仁的真正可行的人性、人道、仁爱、人本的人话——“没有人不为自己”、“人都要快乐、幸福、自由”、“人都会犯错误”、“人有强权必作恶”……你看，不管赵一王二张三李四，这些话不是彻底一视同“人”的吗？在这些话面前，无关痛痒的擦边球实在是用了无谓的心力——讲了几千年不妨继续讲，如今的虚无党不是动不动把“中国有句古话”挂在嘴边吗？他们才不怕宣扬“传统美德”甚至鼓吹“仁政”呢！

   　　只要是道德、“文化”范畴的，就是“软”的，就一定不够硬。这样，我虽不认为例如《河殇》有多少硬（考虑到后来的“国学热”日益张狂，倒是可以看到《河殇》依然很有意义的），但也不认为时至１５年之后，仍然批评《河殇》是什么“硬气”的表现。这些中国人“学术上正确”的心思，竟然如此远离“中国问题”——请告诉我：１９８０年代比《河殇》更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大手笔还有什么？当年一代青年究竟是被《河殇》带糊涂了，还是被《河殇》带清醒了？

   八，承继传统不能刻舟求剑

   　　儒家文化也好，好人传统也罢；纯学问也好，擦边球也罢，都是与哪怕是缓解一点民众的现实苦难没有多少关系的，除非成为实际自卫的一部分。郭飞熊先生在《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旗帜下复兴儒家》中说：“自由主义有责任与新儒家的官学妄想进行论战，引导它在自然空间内健康地发展。”这有道理。问题是“自然空间”（应当是一种类比）在哪里？

   　　秦晖、苏文指出：“理性的觉醒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进化过程，它与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农民国家中，理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民主革命宏观进程中的一部分。反过来说，民主也只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时，表述思维的权利才有价值；只有当内在的心理过程使我们可以确立自己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才能持久。而这一切又必须以个人理智摆脱集体表象为前提，以抽象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基础上的主体个体化为前提。”（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３２６页，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转引自刘东超文，见后）

   　　这两段话至少包含了这样一些意思：

   　　１，自由是理性觉醒与思想解放的本源；

   　　２，在专制社会，自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非革命实践的一部分，不可能甩开大众由部分幸运儿率先从紫禁城后门讨到手；

   　　３，和平的民主革命必须有真正的表达、结社、组党等等的自由相伴随，甚至先行半步；

   　　４，无论是权力话语，还是流行时髦，抑或是作为“集体表象”的其他历史遗存，都需要接受个人理性的审判，非此不能有真正的权威而只会有强加的外在的权威。

   　　然而，如今这样那样的“传统迷恋”（我当然怀疑他们有多少超出算计的热忱），却离开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等等，正当得上刻舟求剑之愚妄的。

   　　有些人也会说先自由再主义，却不知道先自由再保守等等已在其中，而且恰恰只是同一个道理的特化。尤其是政治权威怎么能够离开自由而匆忙加到例如技术官僚身上呢？

   　　徐友渔先生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９０年代初‘国学热’而引起的文化民族主义，它认为西方文明目前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全世界，因此拒绝学习西方和反思自己。”面对人们将后来的“通向奴役之路”归罪于新文化运动的过激意见，徐有渔先生坚持认为：中国人不是“赛先生”太多而是仍然太少、“赛先生”离不开“德先生”单独发达。“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现实，努力使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道安家落实，发扬光大。”（徐友渔：《“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是唯科学主义吗？》）

   　　有论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陈寅恪式的独立、自由。如果这样，事情就毫无意义了，因为，这样的独立、自由人格自古就有，只是实在寥若晨星了（这样说还必须忘记例如王国维的忠君情结）。

   　　王思睿等论者则指出，新文化运动并非胡适几个饱学志士心血来潮，它与明末凸起的经世济用启蒙思潮和１９世纪下半叶西风东渐下的开明开放、变革自强思潮，一脉相承而自由风气更加清新。这是可信的。我曾经认为，在专制社会，还没有理性思潮引导社会实践的可能，“通向奴役之路”必定别有世俗踪迹，因而不可将法国革命中的血腥归罪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不可将列宁、斯大林的作为归罪于马克思学说。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上解决了这一类似的问题。例如共产国际的坐镇指挥、陈独秀个人的作风以及后来一系列旧式党棍的得逞等等，当然与新文化运动没内在联系。林毓生说：不得用意识形态解决政治问题。这也适合于前“终结政治”史的研究。看看例如秦晖的研究，包括对沙俄从米尔伪改革到斯托雷平伪改革，对千年农民问题也即中国问题乃至中国特色的斯托雷平改革的研究，停留在意识形态或者文本上面了吗？没有。我说一句：古书可以不读，但古史不可一无所知。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也不可到例如《新青年》杂志上找原因，连青年顾准都好像没怎么读过《新青年》的。在这个意义上，例如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研究，就太富启示性了。这个吴先生真是太朴实简明了，他做了一项众人皆有感触却未深细考究的工作，他有不趋时髦的大耐心——真正好的学问都这样做出来的。

   　　从“百年循环性的何去何从”之不同意向，回溯百年前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更可以看明白“何以当初”了：主要还是因为政治核心的障碍带来种种“学理自设”的迷乱。从王国维到杜亚泉和“学衡派”乃至陈寅恪们，对政治核心障碍与对源于西方之普世价值的深层暧昧态度，今天又不期然再现了。

   　　思想之间的砥砺可以四平八稳，但四平八稳往往什么也推动不了，这就必然要求思想的有所侧重，因为事情必定是一件件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也不必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今天的很多紧迫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可以通过道德的文化的诉求解决的。王元化先生认为皇权等等是“派生条件”，而“三纲六纪”等等才是传统中的“根本精神”，如果“国学派”依然如此这般弄下去，甚至会由于核心障碍的更劣质而不堪于杜亚泉们，阻碍理性力量平和聚合发挥的责任究竟怎么分担？那么，本来就不知道学问家们的议论有何关紧的普通民众，就不可能得益于良性互动，事情就必然会沿着非理性——这本身是个中性词——的道路顽强寻找当然未必可以预卜前景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