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邓小平：“两极分化”必致动乱、革命

邓小平：“两极分化”必致动乱、革命

   樊百华（江苏）
   发稿说明：我因为学习“中国的主义”耗费七年时光。1990年代初，写了《如何面对“遗产”》、《谁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主义及其“灵魂”》，对花费七年主修的“理论”作了一个清算。这一篇旧作是我唯一一篇借邓小平说话的文章，国内发表时被删改。
   中国已经出现很多种类型的收入差距扩大，例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灰色行为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面对城乡贫困人口数亿和百万富翁远不止百万，而不是当年邓小平认为的“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的事实，除了那些真以为“红色江山”能够万万年的“乐天派”，谁不忧心忡忡呢？是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上最紧张类型的“两极分化”。
   但是，人们也看到竟有一些“喜鹊后代”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权资共谋”下的两极分化，只是需要“防止两极分化”而已。什么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与收入差距扩大或者悬殊的关系怎样呢？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措置呢？是不是只要国民经济在增长，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在“总体上”有所提高，就是坚持了“共同富裕”呢？如果不是，那么，收入差距究竟应该控制在怎样的分配范围内？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配内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不可能、应该不应该给出相应的量的尺度，以便人们知道“坚持”得怎样了？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还算不算成功了？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重大的已经不能再回避的问题。
   坚持共同富裕与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的重要言论，只有从这里展开充分的追问、思考和讨论，才算对邓小平理论有了真正积极意义的把握。而整理邓小平有关两极分化的言论对回答上述问题尤其具有根本意义。
   一、两极分化是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不论社会主义的正面界定怎样难办，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更不用说是严重两极分化、恶性两极分化、分化到不顾基本道德不顾民众基本权利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保障程度也子虚乌有了。
   讨论社会主义的性质主要地还是应该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入手，即应该看看普通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不是从所有权到占有、支配、使用或者经营权，都名存实亡了；看看“群众路线”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否则怎能不陷入混乱？
   一段时期来，针对极左路线，人们突出强调了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从推翻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肯定“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到提出生产力标准和将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在特定意义上讲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生产力上看问题，那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质理论的。老实说，仅仅从生产力出发，谁都不能说为什么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而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反倒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人们却要为仅仅是“收入差距扩大”感到不安。
   纵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述，他基本上只着眼于两点：一是所有制，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同志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和同年6月6日，与“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都开宗明义的讲到：“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显然，这里说的特点不是这样那样无关紧要的特殊性，而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本质特征。简言之，是否共同富裕或两极分化大可作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判据和区分标准。
   邓小平认为，讨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如何，不能仅仅看国民经济的增长程度，更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两极分化。早在中国的“小康目标”确定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么我们的日子比他们（指新加坡、香港等——引者注）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是在资本家手上。”[2]
   由于是否两极分化对于认识社会性质的重要性，邓小平常常将“共同富裕或不搞两极分化”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相提并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改革的根本原则。例如，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的谈话中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
   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则不但意味着私有制占了主体，而且意味着出现了资产阶级。所以，在同穆加贝的谈话中，他针对中国的改革“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疑问，明确回答说：“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坚持社会主义。”[4]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的谈话中邓小平也说到：“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至于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5]
   回溯邓小平“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当着他批判极左路线的时候，他便指出，人们受穷不是社会主义或者不够格称社会主义，因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使政权得到巩固；而当他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时，他便突出地强调警告说，两极分化会出乱子、甚至迫使人民闹革命。甚至在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他不惜认为“四人帮”“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6]
   为什么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邓小平还讲“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呢？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7]“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8]
   少数人富裕，“大量的人”（更不待说“大多数人”）受穷，称不得社会主义，这就是经过长期灌输的中国人民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在表白上都坚持这一观点。抛开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究竟怎么个“穷法”不论，谁能给出一幅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既富裕又没有大量的人受穷的资本主义社会图景呢？
   二、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是判断改革成与败的标准
   改革如果没有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当然就算失败了。但是，生产力发展了，又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改革还算不算成功了呢？不是，而且更加不是。不这样认识问题，人们又怎样能够与只想自己发财的狭隘资本家区别开来呢？
   西方曾有人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按照现代发达国家的一套改革过去的体制。他们希望甚至就那样认为，是有伟大权威的邓小平正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事实上邓小平却一再申述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更使人们想到“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件多么敏感、忌讳、要紧的事情）作为闹革命的老一辈邓小平有一条朴素的原则，那就是他在1989年9月16日与李正道教授谈到的，“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让中国人民活得更好，是“我们的责任”。[9]
   改革当然是有目的的，改革的成败也就是改革有没有达到其目的。将改革成败的标准仅仅限于生产力标准，不但庸俗而且有害。劳动、生产、劳动率、生产力比起“解放穷人”，让每个人“像人一样地生活”，让人们自由幸福的生活来，当然只是手段而已。“三个有利于”，从根本上讲，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真正目的性的一条。但是，对这一条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补充，那就是：不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共同富裕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要在整体上有所提高，而且要在劳动者个体上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可以说现代发达社会已经做到了。所以，是否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和有无两极分化才是唯一能与发展资本主义互相区别出来的社会主义标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则说明实际的社会制度（不是口头宣传的或文件颁布的制度）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也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不是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道路倒还真是一个难说的问题。
   必须坦言，在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或局面出现了的现实面前，人们要特别防止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片面强调生产力的“经济唯物主义”倾向——这也是今天唯一可以方便地极省力地偷运某些资本主义，而又能避开右倾极权嫌疑的宣传通道。在改革中，要特别注意通过防止两极分化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于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题，一是共同富裕。”[10]
   按照邓小平的言论，我们的改革应当能够注意到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在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答问中，邓小平这样说：“致富不是罪过，但是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11]在与穆加贝的谈话中，邓小平特表表白说到：“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12]
   正因为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了，所以，讨论改革的成败才可能和需要联系到两极分化的问题。那么，又应当说，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联系，在民众中间早已出现，而且早已得出结论来了。这当然非同小可，“肉食者”们除了坦然之外，还意识到了什么需要“居危思安”的吗？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了！其他人不要“掩耳盗铃”了！
   1987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到人口的百分之一……”[13]这里说到的两个数量概念，一个是“一批”、不到“百分之一”，一个是“百万”。这可与他1992年在视察南方时讲的一段话相印证比照：“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现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14]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很早就没有将“百万”作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的限，但他说的顶多不超过百分之一的“一批”究竟如何把握，是不超过“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几”，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阶级”，是不是“影响了改革全局”，是不是架空了设计上的“主义界限”，看起来要复杂尖锐多了。对此，民众议论中是有定论了，本文就不必作特别展开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中国有没有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有没有出现特殊国情的两极分化，从学理上说，仅仅有赖于对这“一批”的确认和解剖！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