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替代阳谋”、“仁政”及其他（续完）

“替代阳谋”、“仁政”及其他（续完）

   樊百华

   九、要“仁”不要“仁政”
    “仁义”当然是好的。我在１９９８年给徐文立等先生的私人通信中，就提出过“仁道民主”的设想。“仁政”呢？不好，因为太假、太虚、太不可信靠、也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了。
    了解中国学术界的人们当然知道，如果说蒋庆更具有商业色彩，康晓光更具有策论色彩，则围墙中的“国学派”更具有漫不经心的“票友”色彩。例如秦晖在《“西儒会融”如何可能？》（《战略与管理》用了另外的题目发表）中介绍说：“如今的确有人在做这样的尝试。如我的朋友张祥平教授的制度设计是：政治上以科举取代民主，社会上普及宗族制。（张祥平：《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辨》，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然而他忘了从朱熹、黄宗羲到徐复观的历代大儒是如何痛诋科举制的，也忘了‘强宗大族’在古书中从来就是贬义词。如上所述，有科举无民主，是为法家或儒表法里之制，而事务官出自‘科举’政务官出自民主，则‘西制’也。如若科举所试又并不出自四书五经（张先生好像也这么主张），则连‘儒表’亦无矣。”
    据我观察，摆弄“国学”的人们中间，像梁漱溟那样的真正通过人格历练崇尚自由的真儒，绝无仅有。如果说国学分子们只能仰望着上面的面孔过日子，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众的冷落，多半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唐服可以穿，水烟袋可以捧，马褂水袖可以甩，美髯可以留，琴棋书画甚至文言文都可以操练，但这些终究是一些消费休闲玩意，与例如儒不儒的毫无关系。一些据说有志于弘扬传统美德的小教授们，我看了只觉着虚伪滑稽胆大皮厚，因为他们哪怕是同情民众苦难、谴责官吏胡来的一个字都不肯有，在各自单位中的人格面貌尤其猥琐，无非一势利宵小！当然，中国这地方几千年就盛产这些东西。例如以“注重传统秩序资源”著称的朱苏力出现滥用权力的纰漏，实在是传统御用人格的必然。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第一文科学府的法学院头面人物身上。而且发生之后还没有问责或者引咎辞职的迹象。那些对政治法律化抱乐观心态的人们，究竟凭了什么乐观呢？
    秦晖先生批评得太客气了。他说：新儒学能否为人类“超越现代性”而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若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而那又必须走西儒会融的路。这两条若能做到，新儒学的超越性价值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否则就不要说“超越”，甚至不要说“新”，连“儒学”本身都会淹没在法道互补的历史污水中而“儒将不儒”了。
    康晓光的实际为人我不知道。王怡表扬他调查了李思怡。在李思怡悲剧已经有了很多报道的情况下，带着“是真的吗？”的疑惑心态去调查，关怀正义的美名难道真是属于迟到者的吗？更何况说任不寐等人拿李思怡事件当政治赌博的资源，这是一个有心胸、有仁心的人说的话吗？
    康晓光当然必须是一个特别有仁心的人。你看，他的《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有多么高远的理想呵：“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向外求索没有出路，必须返回过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出路。”“经过损益的儒家学说——现代仁政理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的合法性理论”。“要复兴中国就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复兴儒家文化，复兴儒家文化的捷径莫过于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复兴儒教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还能够为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奠定基础，甚至能够为人类世界提供启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假如说这些话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在美国曾得到过一些民运领袖的称赞），一个不太可能因为现实窘迫而情绪抑郁、脾气波动的人，竟对别人的理性批评使用非理性粗话（例如对王思睿批评国家合作主义的回应），甚至怀疑例如任不寐等人的政治动机，当然不配怀如此高远的政治抱负吧！国家要真是照了“仁政”云云打造，会变成什么呢？光从康晓光将邓小平退休和１６大的所谓“顺利交接”当作“仁政禅让制”的当下典范看待，就不难知道“仁政理想”是多么如意的“现实盘算”了。原来剑在船上，用不着刻意的。
    稍微看看《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他还说了哪些并非寻道过去而是归顺现在的话吧——
    康：政治是一种严峻的现实，探讨政治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现实的出发点就是权威主义当道，而且这种政治秩序至少在未来的二十至五十年内（这回又将寿卦放长了，该不是被批评了吧，还是像萧功秦那样严格配合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吧，等到２０５０年，黑色财富被时间洗白、后代们已经搞不清今天的强盗原罪，因而一定追溯无望了再谈政治改革吧——引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引者按：难怪现在主张政治问题法律化、技术化的中国特色的宪政云云如此风行，原来“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不过，即使是“论说”什么时候有过合法性而且又破产了，谁见过？仁政云云才是有过两千余年合法性并且总是空悬着的。
    康先生反复要人们相信他的仁政云云只是理想，好像他不在意理想与“权威主义当道”有着多重的方凿难圆。
    康：仁政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理由是：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谓之“选贤与能”或“贤人治国”。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要求。行为的动机不同于行为的效果，善良的动机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而好的效果只能证明政府具备有效性。
    这段话真是让人领教了仁政的煞费苦心。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不就是说当局的自说自话就是仁政吗？是的，这样的仁政中国人已经领教几千年了，而且在康先生认为已经不再有合法性功能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也都有的。不是吗？历史唯物主义宣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是最先进的阶级，具有领导其他阶级走向美好未来的由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赋予的合法性。共产党的“天然领导地位”不仅仅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因为共产党员并不是一般的“凡人”，而是人类最优秀的分子，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承诺，由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还能创造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人民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而且人民可以享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政治民主。既然如此，除了白痴和丧心病狂地敌视人民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人会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这样为共产党政府赋予过合法性了吗？康晓光先生的“理想”不过是用更加陈旧的说辞别别扭扭的把“合法性”再强词夺理一次罢了。
    稍有政治良知的人们都知道：所谓合法性首先就是你的权力从何而来有谁赋予怎样赋予的。康先生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坚持这一政治常识，于是他不顾仁政自有一套辩辞和他并没有忘记“损益”这些辩词的自相矛盾，居然把仁学损到了赤裸裸的霸权地步：“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而且关心的核心是为政者的主观动机。它对为政者的唯一要求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管其政权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还是前任授予的，抑或是用武力夺来的。这样一来，在考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时，一方面回避了选举问题，一方面回避了对政绩的直接依赖。可以说，这样一种合法性理论最适合于中国的现实，因为它可以在不改变权威主义政体的前提下，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同时作为一种‘理想’通过发挥‘示范压力’推动政治进步。”
    谁还会迟钝到不明白康先生的“理想”就是“永远的恶人说梦”、“永远的坏事干绝好话说尽”、永远地用一个个会议报告大放诺言直到完全衰朽？
    为了照顾读者的情绪，我就不再与康先生过家家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谈论康先生往往要付出不仅是智力退化的代价的！就像是几十年灌输与反灌输、强制与反强制都是类人孩现象一样。要不是朋友反复强调康先生是重要智囊因而可能会殃及你我普通人的生活，我是绝不肯再重复我的警觉的。
    刘东超的《试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中，批评康先生仁政论的一些话说得很好。抄在这里——
    当代人类对人自身的理解远远走过了人性善恶的论辩，而是在远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远为复杂的生理及心理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人之本质及属性。因此，在今天再拿仅具思想史意义的性善说来论证当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不仅会被学界视为可怜和无力，而且在普通大众眼里也没有多少道理。
    所谓贤人治国，康晓光的说法是：“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我不知道各位读者读到康晓光这些说法的感觉是什么，我最为直接的感觉是发自心底的怀疑和厌恶：“你这不是在公然骗我或和我开玩笑吧？”“你编造的说辞明明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啊！”坦率地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敢对我说康晓光这里的话，我当时就会愤怒地抽他耳光，因为他在侮辱我作为一个当代正常人的智力水平。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听到“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我比你优秀”、“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这类话，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反应。这是因为从传统宗法社会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够了这样的话，看到的却是统治者私心的极度膨胀、私欲的巨大释放，得到的是民脂民膏被搜刮、民智民心被愚闭、民手民足被束缚。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触手可及，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连“漂亮”都谈不上的话呢？事实求是地说，康晓光的这些话还存在许多理论缺欠（比如动机决定论），可即使我们不谈那些，仅靠它们给我们的这种理论感觉就足以导致当代国人思想上的拒斥了。在当代中国，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相信现实政治的效果而不是可以随口漫言的“动机”，这是历史苦难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学习别国得到的经验，还是文明进步给我们的成果，我们怎么可能再放弃这不是最好只是最低的基本理念呢？这是我们基本思想能力的体现呢？如果再放弃这一基本思想能力，我们还将回到被谎言和空话欺骗的状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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