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南京文化知识界同行
   
   尊敬的600万南京市民

   
   新年好！
   
   我叫樊百华，1979年进入南京，1980年代于南京某大学硕士肄业，向来是认真工作的守法公民，长期来没有花纳税人的一分钱作学术研究，出版发表过学术专著与论文、思想随笔、政论时评、文学杂文200余万字。最近10余年是南京某高校图书馆的劳动者，虽经历坎坷，总算没有受到过任何“明文法纪处分”。
   
   现在我请你们评判的是：为中国的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前总理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去世的2005年1月17日当晚，我写了悼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观察》杂志上，此后警察就时不时到我的单位旁敲侧击，这还不够，1月28日还到我孩子的妈妈和外婆的住所，问一些使她们深感不安的话：“樊百华在这儿住吗？”“你们能联系到他吗？”“他最近与什么人来往联系过吗？”“我们已经找过他学校领导了……”
   
   我南京的乡亲们，你们还不知道呢，几年来警察已经“口头传讯”过我60多次了，如果我是名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官员与一切关注中国人权的例如欧美一些国家的“第二、第三政府”（非政府组织与传媒），早就对中国包括南京的官方多了一个“合法干涉”的话题了。但是在警察眼里，我似乎早已成为南京的“另类名人”，他们对我的方方面面甚至知道得比我自己都清楚，当然比我孩子的妈妈、外婆更清楚不知多少倍，例如我到底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让警察们觉得需要紧盯不放，哪怕花去纳税人多少万的钱也在所不惜，我自己确实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弄不清楚了——我真有些不知道“我是谁、我真值得让谁担心或者担忧了吗？”
   
   我得感谢警察们以前从来没有为我的事情打扰过我的任何亲眷，尽管我自己一直处在不明不白的不安之中，我的亲眷总算过着安静的生活。比起过去来，孩子的妈妈更需要为自己的无业生活、为养老、为孩子的高额学费与我共同努力；孩子的外婆是几十年来的老病号，88岁的人了，从来（包括1949年以前）都没有警察在身边零距离地说一些让她摸不着头脑却充满不祥气氛的话，如今更主要靠药物维持着的老人还能有多少平静的日子好过？我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他们的身边时刻照顾他们，但她们的生活状况无疑是我最在意的。我怎么能够让她们陪着我一起不安呢？
   
   其实赵紫阳先生逝世后的这些日子，警察们对我的情况是特别清楚的。就在我刚刚放寒假后的几小时内，他们就打了几通电话找我，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1月27日他们“光顾”88岁老人的前一天，他们还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就是一只鸟也无法在南京城里自由飞翔，哪里用得着去惊动88岁的老人呢？
   
   说句懦弱话，早知道会这样，我真的不会发表悼念赵紫阳的文章的。这些日子悼念赵紫阳的文字遍布全球，中国民间的悼念活动也多得无法计数，即使是南京的文化知识界，也设有不止一处的同仁灵堂，全中国为此而抓捕人的消息纷至沓来，但是我除了短短几百字，丝毫没有可能走到任何一处灵堂去，更不可能走到例如南京的雨花台或者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的附近，哪怕是说一句关于赵紫阳的悄悄话，警察们犯得着揣着明白装糊涂去打扰88岁的老人吗？
   
   我想不通，至少按照人情常理无法想通。
   
   让我想不通的事情当然不仅这一次。远的不说说近的。一是我的忘年交林牧先生上街买电灯泡，为什么就要从大街上把他抓起来软禁？难道让林老回家之后再经过合法程序办理就不行吗？二是与我通过电话的鲍彤先生偕夫人去赵宅悼念他的老上级，半路上被拦住，他的夫人竟被推倒在地，难道派警察贴身紧跟鲍先生同往赵宅就不符合国家安全的法规了吗？难道警察肢体接触鲍彤夫人时用力小一些就不行吗？三是我的朋友杨天水还在从杭州回南京的路上，我就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希望杨天水回到南京后能派员与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谈一次，杨天水进入南京白下区看守所之后，我又询问需不需要我们朋友给他送一些生活用品，但我的意愿似乎都是一厢情愿的糊涂心思。等等等等。我知道“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是好话，但为什么一到实际，就是另一副面孔呢？
   
   我经常大白天去看望孩子的外婆，这年头盗贼骗子防不胜防，由于老太太经常是独自一人在家，我都是按照事先说好的方式敲门同时出声，以免老人家受惊吓。我不知道这一次警察们是怎么敲的门怎么喊的话，我知道的是她已经责怪我不该惹警察上门。我的天，我怎么惹警察了呢！
   
   我南京的乡亲们，1989年我参加了几次南京的大游行，紧接着就被“跟风势力”（师生们上街游行时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劝说）剥夺了上讲台的法定权利（曾经将行政诉讼起诉书送达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迄未得到任何回应——我的老师郭罗基1992年起诉南京大学党委，案情比我重大得多，同一个法院不但受理而且给出裁定），又接着就是中断了我的任何工作，两年流浪之后我被恩赐了现在这入不敷出的饭碗。我上有老下有小，虽工作勤恳、学习上进，却不能晋升职称增加收入，不弄点稿费怎么过日子？既要写文章，哪能事先想好都说共产党喜欢的话？于是种种麻烦就来了。活着真是不容易，难怪赵紫阳的女儿说她爸爸“自由了”。一个人死了才得“自由”，很像是宗教家说的话，现在共产党的官员们、警察们是百分百的无神论者，却越来越有力地将人们推向各种有神论，我不知道为什么又要取缔有神论的法轮功或者家庭基督教会。我整个糊涂极了！
   
   颠倒错乱当然难以结缘良知良能。我也不知道为了88岁老人的平静，我是不是需要提出什么抗议。因为林牧先生说那些绑架他的警察不是真正的绑架者，我不知道该对谁抗议。南京的警察请告诉我：88岁的老人责怪我，我是不是该对老人喊冤枉？
   
   南京的乡亲们，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但我相信：凡是经常使用无界动态搜索引擎上网且关心中国人民生命境况的网友，一定知道上面的话都像是江苏省那个名叫樊百华的人说的，并且一定知道他对他说过的所有话敢负所有的责任，包括今天和将来还要说的悼念赵紫阳的话，因为没有赵紫阳当年企求的“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中国人的生活实在太可怕了。
   
   我其实说话太少，南京的污染、南京的国资流失、南京市民三天两头的维权活动、南京贫困群众的种种苦难、南京的拆迁与房价、南京的腐败、南京的“农民工”境况乃至我单位的种种，我甚至连南京本地的传媒说出来的许多烂事都没有跟进评论，都没有时间精力把我知道的百分之一告诉世人。如果惊扰88岁的老人有利于南京的“执政为民”、“依法治警”、“富民强市”、“安定和谐”、“科教兴市”，那当然不全是坏事也是一种“创新”了。
   
   2005年2月4日（立春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南京
   ──《观察》
   (2/4/2005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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