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21日下午5时，四川成都大学教师王怡将私人书籍委托成都奔马快递公司寄给朋友用于学术交流，当晚7点前后遭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市场稽查总队（以下简称“总队”）拆扣。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王怡从一开始就对此侵权行径提出抗议，并于5月14日向有关方面提出行政复申请。但70天过去，侵权方至今没有改正的迹象。

   我们的痛切感受是：这远远不只是一桩普通的行政违法事件，而是有关方面肆意践踏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利的违宪行为。“总队”施于受害人的种种言行，又一次挑衅性地迫使中国人，来认真思考如何保障自己的通信自由、交往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问题。这当然不仅关系到孤立个人的日常生活安全，也关系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质量，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知识水准、思想品质，关系到中国的科学、教育与许多社会创造力能否脱贫去劣。

   按常情常理看，对这一正常的私人通信行为，王怡本人不会向“总队”自己举报自己。成都奔马快递公司既经验收并接受委托，也不可能去举报。那么，一定是某个有关机构先窃取王怡的私人通信，然后向“总队”举报了。否则，“总队”不可能突发奇想，在下班后对一家普通公司的普通邮件，而且仅仅是王怡的私人邮件，进行“例行检查”。这难道是“碰巧”、“偶然撞上”吗？当然不是！那么，当然是有关机构对王怡的非法监控和恶意设难所致。

   事实上，包括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和成员在内，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正式出版物、普通印刷品以及一般打印的材料，通过包括一些获得授权的速递公司来邮寄的。如果仅仅因为是非国内正式出版物或准印品，就有了违法嫌疑，就要被强行拆封查扣，想想吧，这样那样的稽查部门累死也忙不过来不说，中国人的通信状况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为什么洋人的许多图书看起来并不怎么讨当局喜欢、也能翻译出版或者高价进口、而国内知识分子的著作连友人之间的交流也要如履薄冰、障碍重重、动辄遭遇政治的、行政的、甚至刑事的苛待？是中国人与洋人的人种有低高、贱贵之分、还是中国人内部有三六九等之别？

   毋庸讳言，这一事件的根由是因为现今中国的政治与中国宪法的尊严还躺在中世纪一般的纸面上，言论出版自由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提高执政能力”仍然满足于放在“报告”中缘木求鱼，而人权实际上被当成“西方人的专利”拒之于国门之外。

   2005年5月29日的《博讯网站》发表了《王怡涉嫌“非法出版”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不管当事人在提交给有关部门半个月之后，将之公开是出于或者迫于何种考虑，我认为：这一事件决非孤立的个案，它至少关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与日常交往。

   为此，我在这里郑重呼吁：

   ◆声援王怡和他的代理律师按照现实程序维护王怡的法定权利；

   ◆努力组成请愿团以多种方式在多范围为言论出版自由进行请愿；

   ◆请愿团将择日自行派代表向国务院及新闻出版署、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法制委员会提出上访性公开对话要求，届时将通知中外媒体随行　采访；

   ◆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国际社会通告相关实况，呼吁世人关注中国　的人权事业。

   （2005年5月30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