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关于王怡批评刘亚洲（续二、续完）

关于王怡批评刘亚洲（续二、续完）

   吴敬琏是一个坐标
   （续二）
   经济学家吴敬琏需要经常发表公开言论，但他的言论很少引用政要语录。
   刘亚洲经常像一个平庸的宣传部长那样，引用邓小平、江泽民语录。为什么要引用？值吗？不值，你不引用不会减少什么，引用了却多了，多了什么？不是多了对党国的忠诚——话语套磁是与“表态”、“站队”差不多的玩意，主要对“官场人脉照应”有用，与党不党、国不国的其实没什么关系——而是多了点平庸或者滑头。我这样说并不是责人太苛。我认为经过1989年，一个有些思想和操守的官僚，即使你没有光明抱负，也需要做到公开言论上的清洁，即使你的言论没有异议的影子。当然，例如与官场宵小们小范围说话（这当然是大量的经常的）自难“免俗”。但只要是“非工作”思想言论，纵然不能与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等等较劲，也应当主要用自己的语言围绕例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可以借题发挥的口号说话。
   我很不喜欢当了13年党魁，将中国陷入极度不公正的江泽民和他的同僚、幕僚们。但我喜欢吴敬琏，因为他的公正关怀，他首创的“权贵资本主义”一词，凝聚了对“专制腐败”的极度愤慨！
   吴敬琏不援引政要不是偶然的。
   一般说来，现在还没有必要呼应政要的言论，即使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样的好“提法”，也没有必要谈论“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区别，而是要围绕起码的公正（例如何晓晴们在股市领域、像肖雪慧们在教育领域、像秦晖们在产权改制领域、像易宪容们在金融改革领域、像记者谢光飞们在房地产领域……），至少抓住一个大问题穷追不舍。这样的穷追不舍，可以从行政操作入手，也可以从法制改良入手；可以抓住个案，也可以抓住例如教育乱收费等某一侧面，但一定不可以放弃“具体的政治批判”，离开政治层面的批判便没有可靠的建设与发展，越是“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或者沉溺停留于“政治问题法制化、行政化、操作化”，越是会延缓真正的建设与发展。
   这里，我忽然想到了经常出现在例如“央视论坛”的陆建华。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幕僚或者开明知识分子，可以保守可以不到位，但一定不可跌份错位，出不了好主意，但一定不出坏主意、馊主意，公开言论可以不怎么“自由化”，但一定不肯拾人牙秽。
   吴敬琏先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坦率说，吴敬琏先生也是我判断种种人物的一个人格坐标，“正义感”是这一坐标的核心！在他的一边是（言论品质的）“体制内”，在他的另一边则是“体制外”了——根本一点就是看你的言论有没有强调公正、反对严重不公的道义良知。那些明里暗里不敢直面“秦晖底线”的言论，连吴敬琏的气象都没有，例如竟肉麻到吹捧“技术官僚治国”，这样的言论家肯定是很缺乏操守的。
   刘亚洲在许多非军事话题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并不是像王怡批评的那样以民主排斥个人自由的——作为一名“太子党高官”，他的许多言论本身就是“自由的尝试”）唯独在军言军的言论，像时殷弘们热衷于大国战略、强军强国那样，疑点多多，加上例如将中国问题归结到“文化问题”，在1989年的记忆中突出渲染“军人的牺牲”等等，不谈清晰明确（那是要求刘亚洲挺身而出的“天真”、“幼稚”？），刘亚洲的思想确实需要从他的“非公开言行”（包括他的日常生活方式）来综合考量的——这当然是难以做到却也未必需要做的工作：可以关注他，但何必在意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中国的事情连胡锦涛是什么人都意义不大了。我已经说过：关键还看或迟或早总是要发作的大事变中的公开作为——有没有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这些年一些“秩序宪政主义者”和“东方自由主义者”总是对“民众”表示轻蔑；总想通过例如司法独立免除“民众革命”的可能；总要将20世纪的灾难归罪到“五四激进主义”——看看毛泽东们是什么品质的东西嘛，那是以“新文化运动”为精神主流的“五四激进主义”吗？——他们对作为人权的“群体上访”、“田野抗争”、“拆迁户们成堆哭喊”也直摇头呢！他们的“口头禅”是“程序正义”、“依法起诉”嘛！
   王怡批评刘亚洲的文章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即他间接得到了刘亚洲的一些非正式出版物，联想到王怡给朋友寄书被查扣，我是连讨论自由与民主之关系的理论兴趣也没有的。
   顺便再一次说明：我在《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中曾说到《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好像抄何清涟”嘛，后来何清涟也首先借《议报》声明《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她写的，不是刘亚洲写的。王怡肯定是因为忙，未能了解相关情况。但这已部分影响到王怡批评刘亚洲的公正客观。王怡说：刘亚洲“对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推崇备至，对市场化泛滥和私产入宪的批判则与新左派如出一辙（《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未有过批判与反省。他对自由、宪政和法治缺乏理解，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民主放权，二是励精图治，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大国策》）。”我说“部分影响到”，是因为王怡作为“强调秩序仅次于共产党”的“宪政论者”——请原谅我在这里想到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中，一位法西斯军官的道白：“秩序是至上的”。王怡应当也像刘军宁说过的那样，宪政秩序不可与专制秩序并论……与其他一部分“宪政论者”一样，王怡在这里明显表达了对社会公正的忽视，这当然是不健康的表现。
   一些 “宪政自由主义者”当且仅当与例如所谓“新左派”论战时，才甚至以秦晖为例表白“比新左派更重视公正”，一旦离开此争论语境，他们则例如明里暗里说秦晖不是自由主义者，至多只羞羞答答地说秦晖是“自由左翼”——按照秦晖自己的言论，所谓“自由左翼”至多是其“底线”之后的可能选择，因为支离地看秦晖，秦晖当然也已经被一些论者不无根据地称作“自由右翼”了。与此相关，即使在“5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续篇”中，王怡在何清涟条目中的用语也不无对公正关怀的 “微妙”心态。将《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视为“新左派”论文，当然是对清涟的不公正，也是对“复杂”的刘亚洲的简单化。看看刘亚洲对毛泽东的大量“微言” （例如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内放鞭炮的鞭屑炮灰多到用卡车拉），看看刘亚洲对苏联剧变的评论，不难看到刘亚洲与“新左派”至少在言论上是有重大区别的。（当然也有重大一致——事实上，在国家主义上，萧功秦、冼岩、康晓光……等等与邓力群、韩德强、左大培……等等，一致不也是主要的嘛！）
   中国思想界在言论上清晰澄明的很少，加上人格操守考量，清晰澄明者就更少了。
   王怡又说：“刘亚洲等将领代表着军内有识之士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潮流，在军内缺乏渊源的胡锦涛不可能选择弹压，这只能激起robot们更普遍的疏离倾向。因此如果民间社会和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走到党内改革派的前面去，而中共文官集团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壮军人集团的前面去，那么军队精英们选择干政，就必将是中国未来民主转型难以躲闪的命运。”我不知道王怡否定的理想主义与例如朱学勤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关系。我想，“少壮军人集团”与“军内有识之士”是不同的概念，把理想主义送给他们不管是否可靠，都与把公正送给“新左派”一样，非但没有根据，倒见到一些“宪政论者”与“威权秩序论者”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样平庸的一面的。
   我对吴敬琏等不多的老年学者颇多信任，他们也有一些我不满足的地方，但他们历经沧桑，人格稳定有操守。他们极在乎公正。中国的走向自由民主，必须从最具有压力、张力的公正切入，离开这一点，很可能对暴富阶级放弃应有的追究。那将是对1989的背叛。
   那么，全部问题就是如何打破“右翼专制新秩序”了！
   （续完）
   就在胡锦涛接任新党魁的时刻，国内网络就爆发了新一轮“左右”之争，缘起当然是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我与后来拜萧功秦为博导的储一平是朋友，私下长期打口水仗，自称“老右”的小储那几天更是大骂我“左”。坦率说，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的左，儒家的“仁”充其量只是劝统治者不要太残酷罢了，道、释家们的言论在社会领域基本上是空白。毛泽东在铲除“政治敌人”的过程中，有十分之一的左，十分之九则是不讲理、不讲仁义、不讲法（在我看来法家是无天也无法的）的残酷，乃至十分之一的左也蜕变为对工人农民的权谋性利用，工人农民同样成为被“痞子党及其官僚”不同程度地奴役的大多数——所谓城镇工人的满足只是受奴役最轻罢了。毛的“左”终究只剩下一些糊弄消息闭塞难辨真相的民众的漂亮话。如今亦然，只是普通民众越来越不相信甚至无暇留意保持先进性之类了。
   2002 年年底，在1993年就针对深圳也是中国第一例“MBO”案，呼吁人们警惕产权改制中的“化公为私”的秦晖先生，来南京讲学。我和其他三友人牺牲秦晖先生的休息时间，与秦老师见了一小时面。没有寒暄，我一开口就搬出“胡锦涛能真正左起来吗？”的疑问。秦晖先生没有直接应答，只说中国正开始新一轮化公为私的狂潮。果然，2003年化公为私式的产权改制与SARS共舞，其疯狂超出人们的想象！现在完全看清楚了，所谓胡温新政就是压迫剥削不要弄得太残忍罢了，与历史上的所谓“让步政策”差不多，就这么点名堂，骨子里头与上海帮有何区别？这也就难怪康晓光、萧功秦、冼岩们，将16年一并接受了，因为他们知道，例如取消农业税等等让步政策，只是巩固“权贵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政治战略”中的“怀柔”一面。
   我在1999年与南京几位作家朋友聚谈时说道：中国的灾难是民众既成鱼肉，还要继续面对刀俎秩序。暴富集团发了横财不算，还要按其意志继续统治人民。这当然是我所不甘的。
   这16 年间，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成绩无不由海外民运思想家首先作出。不是海外的朋友特别聪明，而是他们有自由言论空间。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整体判断上，胡平先生披露说：1992年1月中旬普林斯顿举行“从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讨论会”，会上陈奎德博士提出“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这一研判13年后才为我这样的读者获知。细想想，陈博士这一研判不是完全与1989年的血腥相吻合么？想想1989后的清算中邓小平一手控制邓力群们“反思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一手利用邓力群们“只在政治上反自由化”，那时候吴敬琏等进步人士利用邓大人所谓“市场经济”的“开明”，实际上，反被邓小平右派专制集团利用了——中国进步学者的通病是缺乏顽强的政治使命感，往往过分热衷于抓“开明稻草”。好在吴敬琏先生始终对专制下的严重不公正持有清晰强烈的批判立场，而众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倒是一开始就对正义关怀兴趣寡淡，他们私下里大量表白：腐败是不必追究了。这种价值取向，究其实质，并非欧美的妥协理性，而是同一个东方政治实用主义作怪。我所以要在相关讨论中特别将《吴敬琏是一个坐标》作为“关于王怡批评刘亚洲”的“续”篇，原因就是：要不是腐败，不是严重不公，不是压迫剥削，何必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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