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王怡对刘亚洲的判定未免太过

王怡对刘亚洲的判定未免太过

   评价中国的党政军要员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人们出于各种原因总是乐此不疲，至少中国的农民，并不惮孤陋寡闻，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从彭德怀到胡耀邦、赵紫阳，我猜有几亿人各自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极其简单的评价。大概这几年老百姓兴趣大减，或许大学生不知吴邦国、曾庆红何人者大有人在。幸也不幸？不知道了。
   一个关心世事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的人，一个几十年面对散发着棺材味官话的人，一个日常生活极度贫乏的人，一个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不陌生的人，一个差不多被官方盯死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做不成的人，一个孤独得连普通市民生活的杂多都没有的人，这样的人看到中国军队高层刘亚洲的相关言论，感到耳目一新甚至有些兴奋、有些许指望，我看是很正常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与中国的牵扯不一，但我相信，当朱学勤称赞温总理在美国的讲话，当东海一枭戏呼温总“万岁”，当 2002年一些朋友看到新党魁说“尊重宪法的权威”，后来又说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平”而给予热情肯定时，乃致当刘晓波肯定王朔时，当蒋庆被当着自由主义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时，当范亚峰看好“政法系”时，当我也曾经投以敬重目光的所谓“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推崇“技术官僚治国” 时，当一大批宪政人士与“依法治国”、“三个代表”相呼应时，……我便首先从某种可以理解的期盼省己度人的。
   2004年8月间，刘亚洲的几篇文章使我的暑假生活少了点沉闷，看过即在张伟国先生主编的《议报》上发表了《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一文，对刘亚洲先生的政治面目做了一些具体评价。最近朋友传给我王怡的文章《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据说全本首发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观察》，我才知道我对刘亚洲的评价，过于拘谨了。在陈子明先生主持的《改造与建设》上看到张耀杰推荐的王怡文本（漏载了不知是何刊的“编者按”），我觉得王怡文章的好处是：不光是给我提了个大醒。如果刘亚洲是又一个林立果式的人物，并且是党国走向军国主义的一个象征人物，王怡的文章功莫大焉。
   我这里不想说王怡的忧虑是杞人之忧，这个问题严格讲不具有可讨论性。如果以刘亚洲的文章为根据，那么，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应当是：刘亚洲是一个体现了多种可能性的人。王怡不无根据地突出了刘亚洲的某个侧面，也就难免过于敏感偏窄了。
   首先我要对官场说个总体意见：总体上我对现在的人物一个也不看好。至于中国必会到来的风云际会之际，高官中哪些人会突出重围走向街头与民间会合，不知道，我的态度是：可以指望，但不必指靠；不管是谁，哪怕他（们）曾经有过血债，只要真诚地站出来洗心革面，我就支持他（们）。
   1998年我曾经与一些民运人士发生过较多联系。面对种种烦人的内耗，我曾经说过：按规则办，哪怕李鹏被缺席推举为民运领袖，也要认。这当然是一种程序主义的看法。在波黑战事中，我紧张思考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问题，我思考的结果是：在政治舞台被专制权力盘踞时，谈论程序正义、宪政法治、秩序控制等等客观上不是有害的也至少是无力的。实际上，在有了例如秦晖先生渴望的底线之后，强调程序正义才是有益也有力的。
   问题转换到：这个底线本身是什么呢？首先是程序正义呢还是实质正义呢？我的看法：相对于专制社会而言，秦晖的底线首先是实质正义；相对于结束了专制后的将来而言，底线才首先是（但当然不完全是）程序的正义。
   现在的中国实质正义基本上没有，实质正义的阙如已经说明还远远谈不到程序正义，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如果离开“赵括谈兵”，也大可以说是显规则，显到了十亿人都烂熟于心、泛行于行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谈论程序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争取最基本的实质正义并将之固化为初始正义程序的过程，当然是例如余世存最近在汉语研究所写作奖致词中说到的革命过程，也就是例如罗素早已说到的“违法即法”过程。秦晖说到宪政是议会政治的副产品，我理解还可以扩大了说：宪政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副产品。这个思考是符合几百年来几拨民主化浪潮的史实的。否则，你将“宪政是驯化统治者的政治”或者例如“宪政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说上无数遍，有宪法无宪政的现实也不会改变的。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大可由尽人皆知的秀才遇到兵的隐喻，农民们都通晓的明喻，来透底道尽的。所以我才在最近发表的《为什么和怎样谈论中国的政治力量》一文中说：如今讲宪政、法治、秩序等等已经成了安全的时髦、一种最新的精明，是无碍于“官家资本主义”巩固其“新秩序”（在萧功秦们那里的时间期望是至少延续到2030年）的“民间舆论”。我这里要进一步挑明了说：这种讳言正义、反对革命的“伪自由主义”，是中国式个人自由（回避政治要害）的处事机巧。正用得上周作人的话：中国的传统文化无外乎立身处世。基于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即使在谈论“郎旋风”时，似乎也完全与秦晖无关，这样一种言论局面是多么吊诡了！
   既然中国是如此地恍惚不定，那在对于政治人物的预言性评价上，当然就不应当说得太死。我在《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一文最后的“简单结语”中说到：
   中共克格勃的势利眼看到的蒋彦永是“天真”的。其实，当年瓦文萨、哈维尔、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无一不被说成“幼稚”、“螳螂”、“敌人”……在中国， “如何做”往往都具有意想不到的情形，于是，“如何说”成为相当重要的“事情”。……如何说固然重要，如何面对今后则更为紧要。中国民众及其言论群体无疑是中国聚变的最伟大的资源。人们不会要求刘亚洲先生做得太多，但会要求他与党政军内的现代政治元素共同负起该负的一份责任来，例如使军队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政治立场（不干政、不欺压民众）的国家公器的组成部分。法国革命时的军队是值得纪念的，苏联和其他众多转型期国家的军队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他们用明智的政治中立减少了人道灾难，或者拯救了各自的社会。成熟的人们不会也不应当草率支持什么，除非这一支持意味着站在了一起，成为确定的明智而及时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样的民众行动才一定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将决胜。所有没有和平过渡的方便与幸运的社会，无不由民众及其经过长期苦难考验的，因而是真正的道义代表，来解开传统政治终结的死结！在此之前，任何明智的言论、构想都至多只有精神模拟的意义——沉溺于此、不屑于此，都是常见的却也都是不足为训的。
   王怡说得很有道理：中国是一切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但舆论多认为中共连武力统一台湾都不敢，终于镇压反日实出于害怕日本（而非出于和平理性），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综合起来，这个党国能不能真正崛起、即便崛起了会不会让周边国家鸡犬不宁，也即走向军国主义的可能有多大，王怡的意见当然只是一种持之有故的推想。
   王怡列举的中国最近于军国主义的六项事实，我看主要还是说明了党国政体的混乱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党军一体，以及对内的国家恐怖主义。即便这个党国既不怕民众也不怕洋人了，对外的军国侵略性远远不是当下反美反日反台独的姿态所能预示的。因为，因为这里面暗箱政治较量中争夺狭隘制高点的成分居多。最近或者以前刘亚洲的相关文章中就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论调，我的看法是内部政治意义较多——若干年来共产党的所有外交乃至对外开放言行，用心基本上都在向内的统治，并且暗的远远多于明的，对付外面主要是利益笼络性的拨乱，用得上鲁迅说的捣鬼有术然有限。至于刘亚洲言论够不够得上军方顽固派或者鹰派（中国军方有内部政治的顽固派，但恐怕没有对外的鹰派，当然鸽派也不大可能有，有的是所谓“韬晦派”）言论，这需要从刘亚洲（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实际地位来判定。传言中的被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看好的江核心不是说统一台湾早晚要干一杖么？从刘亚洲经常引用江核心语录看，刘算是上海帮中人了？
   王怡应当不同意这样看，因为在王怡眼里，刘亚洲是讲民主不讲自由的，这当然与被扬帆、王小东们指为请来外商毁灭公有企业的“三个代表”不一路；刘亚洲是反对社会不公主张社会正义的，这种被一些“自由主义者”判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了，更当然很不江泽民主义的。
   其实，王怡关于军国主义的危险显然还有未想清楚的地方。王怡一方面说：“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国家元首与最高军事统帅分离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含义之一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但在中国，却被分为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宪法职位。党治的实质就是军国化，当两个职位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时，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就下降为军事专制。”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文官体系（即使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在公众眼里，最理想的局面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形，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那么，中国究竟是一个“军事专制”国家呢，还是一个哪怕是“共产党的文官体系”控制着军队的国家呢？
   我在《值得关注的刘亚洲》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供王怡进一步思考时参考：如果说党务是文员，军务是武员，那共军既姓共，理论上便没有独立的军务可言。尽管很多农民都知道共产党就是“枪杆子主义者”，但你要真是说共产党与军队的“法治”关系，还真说不明白。我对宫廷政治没什么兴趣，如今人们对到底是中共政治局领导军委、还是军委领导政治局，相应地，从“重点论”意义上说到底是胡锦涛大还是江泽民大等等议论纷纷，说明宫廷政治的幽暗与混乱。如果从传统政治思想源头的“正名理论”看，共产党确实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硬伤。从现代国家秩序理论看，就更是一片混乱了。
   我的意思是：党国主义不好，军国主义也不好，党军合一主义最最坏。“党卫军”这个词就是最最坏的历史证据。这个词与刘亚洲或者与军国主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但要说一定是王怡所认定的关系，不错，但对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留有余地。因为普京这两年又成立了30万“青年近卫军”，但我敢肯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一去不复返了！我不相信倘若有一天刘亚洲取得了元首地位，他能成就一番中国希特勒或者东条英机的大业。中国至多是一个永远最近于军国主义的国家，但如果这样烂下去，怕是用不了几个月、几年，连同王怡的担忧都会交给新联合国观察团当作远东报告的背景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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