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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结论“开明派”:“历史作用”的终结 1 ——蒋彦永上书热时刻的冷思考 1 芜菁混杂的“开明派” 2 温铁军为代表的“务实”开明派 4 “新左”开明派与“人文”开明派 6 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上的开明派 8 开明派“历史作用”的终结 9 我已经发表三篇与开明派商榷的文章,分别以于光远、刘吉和康晓光为话头。康晓光也是开明派吗?康晓光是一个“中国式的马基雅弗利分子”,但由于中国的国家主义太“李宗吾”了,在康晓光那里一些“留作退路”、“左顾右盼”、“人言言殊”的话,多少还有一些“小骂”、“扰动”的意味,他还没有完全与何新之类同流合污,使得现在的《南方周末》等报刊还可以让康晓光们高谈阔论而不觉有什么偏离了江艺平们,我不妨也暂时将他算作开明的某层。但是,随着“赦免为富不仁”、“威权利益至上”等权贵言论登台,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基本上以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面目,正式拉开了!将后的分化、激烈将异常惊心动魄,好戏当然在今后的分分秒秒开演,中国人,你准备好了吗?你将何去何从? 既然是开明派,我都首先有所肯定。这或许还带有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尚未白热化的一点暧昧。 中国人的分层太充分了,充分到甚至于只要能够想得出来的类型及其层次——阶级及其阶层,今天的中国都能给你生产出这样的人群来。开明派中的层次也有好多。你能说刘吉与于光远、刘吉与康晓光没有重要的区别吗?当然不能。我本来想写更多更具体的批评文章,考虑到中国还处于前讲理社会,无论什么话题,大致说清就可以了,到将来可以理论理论的社会,再作系统盘点吧。这篇文章算是对开明派审视的一个暂时了断。 既是了结,就有两个任务:一是补遗;二是做一点宏观的总结。我想,在蒋彦永先生的上书得到中国的一小部分人热烈欢呼的时候,我来做结论“开明派”的文章或许更有紧张感!是的,这几天我一直处于某种紧张中,以至于夜不能寐。今晨我自以为想清楚了,能够驾驭这一紧张了! 芜菁混杂的“开明派” 开明派从综合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地位,或者干脆说从他们过的日子舒适程度、他们的生活方式看,无一不在普通平民之外。对于平民,无所谓开明啦保守啦等等的分别,都是沉默、陪活、挣扎中的大多数。中国现在的开明派已经越来越复杂了,远非1980年代那样简明了。先说这样两类: 1,开明文化人 文化界甚至有“国粹”情结的,都不乏开明派。上至官学兼跨的费孝通先生,中有雍容优雅的陈来、汤一介、葛兆光,下及在外国人面前买土产、在大学生面前卖洋人汉学的博士们、教书先生们,都有。 这里要提及的例如王蒙、王元化、李泽厚,当然也是有开明一面的,萧功秦那样的镇制主义他们是有起码良知不作兴冒出口来的。王蒙在受到压力不得不设法干扰吴祖光在政协会上讲话的时候,不是开批斗会,更不是拨打110,而是发动与会者打岔、争抢着发言控制话题,应当承认这在厚黑的中国政治圈,算是开明的。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毕竟以批判“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毛泽东自己的定义)为话题背景。而王元化先生是有明确的人权正义感的,比较阴霾蔽日的日子里,从威权主义恶变到赤裸裸叫喊镇制主义来,当然是开明的了。 中国的文化人或者缩小些说文艺界,开明人士有很大数量。粗略列举一些吧,张承志、张炜、王朔、姜文(艺术自由)、梁晓声(关心民瘼)、莫言(反极左)、冯骥才(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南京思想上清楚的开明文艺界人士也很有几个的,在书斋、酒吧、文学作品中,都表达有可靠的意向。但这些人士的开明似乎无不出自精明的选择,由此互有甚至可以说是重要的区别。就说前述三位吧,也有很重要的区分。王蒙与李泽厚更靠近些,都不甚关心民瘼,不甚在意腐败,都是以为现在的中国已经很好了,用茅于轼先生的话说,这25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好的时期——我的看法当然不是这样,我以为比起盛唐来,现在中国人的“快乐指数”是下跌得很惨的了,茅老曾发表文章说“经济学要增加人们的快乐指数”;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主要靠不了经济学而是要靠政治学。如果用功利学派的七项指标来度量一下“大多数人”的生活景况,今天中国人的快乐应当是负数;被马克思指为庸俗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比起中国的经济学来不但不庸俗,已经很高尚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功利学派首先提出的,而且没有一点虚伪!茅老只看到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做法确实是很少见甚至没有了,但是无处不在的官吏专政、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其灾难无不源于毛时代的专制特权,如果没有金钱美女的“刺激安抚”,权力者过剩的精力一定会寻找与毛泽东一样或者类似的发泄渠道。今天,只要握有军权的权力者愿意,还不是要运动就运动一场?“全面专政”之剑至少对进步思想界来说,是时刻悬在头上的。正好茅老在思想言论上也是一个开明派(茅老的行为倒很优秀的——这在中国甚至是反常规的仅有的),这里顺便说两句。 王元化先生是关心民瘼厌恶腐败的,在这里,甚至将元化先生与王蒙、李泽厚放在一起谈,都大为不恰当。但是,王蒙用他的中国“现在式”的中庸之道、李泽厚用他的“儒家新炉灶”,与王元化先生传承杜亚泉、陈寅恪的纲纪观,确实不期而遇了,并且他们都对“激进”做过有对有错有深有浅但总体未能平衡的否定。这一面被著名中年学者朱学勤先生发扬蹈厉,也使得学勤兄一直试图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中间,悉心维持着某种平衡,有时确实有些苦。 2,开明“右派” 中国目前尚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保守主义”——即使是民族文化方面,也因为1949年以后完全搞乱,什么传统要保要守,都还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没有权威的陈述厘定而有待实践的淘洗,也没有群体性身体力行的空间。例如,冯骥才先生主持的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确认工程,2003年年底才正式启动,由“政绩”、腐败、卖“国”、破坏欲共同开动的“推土机”,依然疯狂地在冲向四合院、文物、民间遗存,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气定神闲的,大多数都被不确定、不安分、不服心的狂躁情绪蛊惑着,这样的情势下,怎么保守传统就不难想见了。更不待说例如秦晖先生超越儒学视界提出的“差异语言普世语义”等等,尚未引起思想界的起码重视,涉及深层的生活、行为方面的萃取工作更形艰难。 中国的开明“右派”主要在学界——如果面对官方我便不会丝毫与开明联系起来,权贵合一的政界“右派”,坦率说,已经变得相当顽劣、相当粗鄙,要不是被金钱美女包围,他们会更加不人道(这当然不必感谢孔方兄、大多痛苦着的被逼为娼者);而只要面对民众的群体性抗争,哪怕谈不上抗争而只是诉说,他们都不能容情,实际上都采取了高压镇制手段——这种面目哪里有开明可言! 我已经说到康晓光们(我们南京也新冒出来一个),这里主要说经济学界,这一拨人数众多,胡鞍钢、樊纲、张维迎、厉以宁、萧灼基、盛洪……老中青齐备。这拨人的共同点是理念上既否定官方所谓的计划经济,行为上又极力维护当局威权,对例如政企分开的诉求都是羞羞答答、嗫嚅其言,有的有时也有镇制主义的嫌疑,(将来很需要查一查)这时刻,他们与何新的国家主义已经很难区分开来。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当局用开明、亲民姿态,抚慰民心,化解民怨的,用康晓光的话说,就是在权贵精英利益继续膨胀的同时,多少也要减轻一点对民众的盘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吧;用奴隶主的聪明说,就是总要有劳动工具,并且要懂得现代奴隶比古代奴隶的生产效力高一些——想想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坚决利用好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吧。为了欺骗、愚弄民众,他们也能创造权贵主义的“土豆加牛肉”画饼来麻醉老百姓,例如将来有两套住房,变简单储蓄为组合投资,装着不知道老百姓储蓄只是没有办法,而中国特色的保险(看看2003年保险公司被审计出来的犯规数字吧)、股市等等都是连赌场还不如的黑洞! 要紧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对强调公正不以为然,以腐败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是他们公开或隐含、或默认的价值取向——在这里,他们显然是中国特色的“右派”了。但是,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们当然又有不同的气味和侧重点。例如胡鞍钢,当威权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时,他就弄出来关于中国怎么贫困的国情报告,告诉人们:你了解了中国的贫困,你就了解了中国。至于贫困落后的根源,他不能有可信靠的“报告”了;当威权提出“与时俱进”时,(16大前夕)他就写出长文,正确地说到今后的改革要以制度现代化为中心;而当威权强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时,他就(16大刚闭幕)连续数篇文章,论述未来中国至少20年可以有连续高达20%的GDP高增长;最近呢,当威权提出科学发展观,他就不再放言高歌20%,而是一个劲地讲“五个统筹”、“协调发展”了。相类似的樊纲,一年前也是20%的“花腔女高音”,现在又为7%的“适度目标”论证,对“过热”表示忧虑了。樊纲、张维迎、厉以宁还是“中国式右派”的智囊人物,例如他们都公开提出“赦免暴富群体”的“不法收入”,与一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官方机构已有调查数据:中国民营企业中的68%是下海官员所办)异口同声、共穿一条肮脏的裤衩。这可是中国真正意识形态的较量开始被“右派”挑起来了呀!康晓光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强固立足未稳的“威权主义”右派统治呀——当然永远稳不住!这些经济学右派们在推动“私有化”上面,有比较明确的意向,在扩展“自由竞争”上面有相当开明的主张,(这是我将他们列为开明派的主要原因)香港的张五常是他们的理论盟友甚至盟帅,但是,他们在反对国有企业垄断上面,却不怎么吭声,在鼓吹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上面,甚至没有明清晋商、近代优秀民族企业家那样的境界、品质、精神,比起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诸多经济学家坚持公正以及公正下的效率来,无论在格局、气势、学理,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面,都逊色、晦暗多了!至少在政治改革上面,他们从来是一声不吭的!他们是正宗、典型、缩头缩脑的幕僚、奏折派,也是不负责任的技术专家集团,是何清涟女士笔下精明的“病珠精英”,是秦晖笔下絮絮叨叨制造“伪问题”的工厂,(更多论者直斥他们是“伪经济学家”)是老百姓知道了一定会嗤之以鼻的既得利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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