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楼下─文革回忆之一

   这条弄堂座落在上海的市中心。有人说市中心是人民广场，但从地图上看，中心应该是静安寺或中苏友好大厦。这条弄堂正好在静安寺的东边，中苏友好大厦的後背。弄堂的中央有一个大花坛，四周有一些法国梧桐和冬青、女贞。主要建筑物是一幢法国人设计的大楼，四周是一些小楼和别墅。每幢小楼前是篱笆围起的小院。马路对面是荣毅仁家的豪宅。住在这条弄堂里的有许多名人，中共区长张竹天也住在大楼里。我家的门牌是小楼１０号。

   １０号四层楼住了５家人家。我家住在二楼，叁楼也是个资本家，四楼是个同济大学的右派教授姓梁。一楼的一半住的一家是张姓工人，另一家是本区某派出所的薛所长。

   一楼两家人後来都有上小学的孩子。平时，他们放了学无处去，父母都要上班，於是都到我家玩。这样，文革前叁家人就象一家人一样。那个工人老张文化不高，但为人朴实，一点不把我们当外人。他的岳父是历史反革命，肃反时被枪毙。楼上楼下大家的关系都不错，这样一直到了文革。

   疯狂的文革并没有给我家带来惊慌，父母经历过「叁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等多次磨难，对毛泽东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在他的无赖阶级专政下，有什麽怪事不会出现呢？弄堂里的垃圾洞发现有人扔掉的金条和首饰，我们把这事告诉父母，父亲就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父亲的话有很多意思，但是父亲不说穿。

   被抄家的先是我家和叁楼的两家资本家，都是本厂工人们来抄家。之前，一楼的老张来说：「我是工人，有什麽要放在我这里的，请放心好了。」父母怕连累老张就婉拒了。奉命抄家和奉旨造反一样也都是官样文章，假装的仇恨之下其实还是人的良知和温情。抄家的一个女工打开我的衣柜，对我说「到底是男孩子，衣服都这麽乱。」然後帮我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楼下的张家姆妈见到我们悄悄地说，「还好是工人来抄家，如果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那就性命交关。」

   不久，四楼的右派教授也被抄了家。以後好几年，教授走到楼下所长家门口就要骂几句德文，好象抄家的学生们是派出所派来的，我们都觉得很滑稽，骂要骂的，骂的却是德文，人家一点听不懂，其实还是不敢骂。原先和我家关系很好的所长家，现在看见我们都不敢搭讪，他家孩子也不敢来我家。我妈特地关照，说这是形势的关系，共产党讲阶级路线，不是所长一家人势利，让我们也别去他家，否则所长为难。

   ６７年春天，楼下所长的岳父从启东来这里住。我很喜欢他，６５年暑假的时候，他还带我到他乡下老家住过。他是个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是当地游击队的队长。中共建政後，他做过副县长。我叫他黄家外公。这次他主动来找我，要我帮他去抄街上的大字报，指名要中央文革某人的讲话。我帮他去抄来了，他很高兴。我没问他为什麽要这份讲话，我想他准是遭难了，因为按我当时的经验，没有难的人不会关心这档子事的。如果他没有难的话，也会象我一样做个舒服的逍遥派。

   黄家外公告诉我许多以前打仗的事，他并不把我当孩子。也问我许多事，我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他问我，「你家被抄家了，你们有什麽想法，是不是很抱怨？」我说，「听父母说，以前的肃反比文革还厉害，很多人被枪毙。现在仅仅是抄家，还是幸运的了。」他问我，「为什麽不参加红卫兵？」我说，「我的出身是资产阶级，红卫兵要红五类的人才能当，不过即使给我参加，我也不会参加，我不喜欢打砸抢。」他对我的回答很吃惊，感慨地说，「红卫兵是不好，是不好。」

   不知道黄家外公什麽时候离开的上海。有一天，所长老婆哭着告诉我妈，说黄家外公死了，是被红卫兵装在麻袋里扔到海里去了。我原来有个想法，我认识的人当中，大概只有所长一家还喜欢和拥护中共，这下也扔到海里去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分裂了中国人民，文革又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真正的红卫兵－文革我忆之二

   文革开始的66年，我在上海静安区七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那个原教会中学当时不是重点学校。６０年代初已经讲出身，讲阶级歧视，成绩不错，而家庭成分不好或不太好的学生多数都被录取到这类学校。我们班上一共有５０个学生，其中出身工农和干部的子女不多，大概有十个，在全班占％2０。家庭出身有各种各样中共所谓问题的（不止「黑五类」）大约占％４０。其馀的都是职员，自由职业者，这一部分人的家庭也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同学家很穷，常常没钱买米，我还以为他们家的成份一定是共产党说的好成份，後来才知道他们家是逃亡地主、富农或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属於最底层阶级。有些同学的父母也是打工的，和其他工人没有任何两样，但他们的成份不是工人，而是坏分子或右派分子。「成份」这个东西是中共的专用词汇，叁言两语说不清，它有时候指的是家长的现有职业，有时候指的是家长历史上的职业，有时候它又与职业无关，指的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不是中共统治下生活过来的人，很难理解和把握。6月份开始上海所有的学校都停课，大家开始写大字报，口诛笔伐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着学校里又开始揪斗校领导和一些老师。我除了按规定有时去学校去看看外，就呆在家里做逍遥派。8月份开始出现了红卫兵。参加红卫兵首先要「成份好」，但「成分好」的学生，并不都是红卫兵的激进分子。象着名传纪文学《鸿》的作者张戎一样，他们虽随着时代的潮流翻滚，但并不具有毛泽东鼓吹的革命热情和暴力、犯罪倾向。他们也喊口号，贴大字报，但遇到打老师的时候，出自本能偷偷地离开了。张戎的红卫兵勉强混了一个月。这种红卫兵在我看来，尚可以理解，我称之为假的红卫兵。真正的红卫兵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中了中共毛派的毒，丧失理智，处於一种宗教狂的疯癫状态。６６年８月份他们大批从北京来上海串连点火，戴很宽的袖章，挥舞着军用皮带，歇斯底里，强词夺理，耀武扬威，使上海市民十分反感。据宋永毅引用的资料，「仅8月下旬至9 月底的40 天内，仅北京□就有1700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赶出北京。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325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红卫兵残杀，22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当时都说这些红卫兵是中共高干子弟，但至今难以确证。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姓吴，他的出身不是高干，连干部都不是，但却是那种真正的红卫兵。他从小靠他外公带大，听说他的父母去了香港，也不知在香港做什麽。为了加入红卫兵，他当然会说自己的父母在香港是工人，别人也不可能去香港调查。他在文革前，就不是好学生，不仅功课差，人品也不地道，全班上没人看得起他。反正谁厉害他就靠谁，具有天生的恐惧感，我怀疑与他从小没有父母养育和家教有关，所以心理变态。这种人是学生中的渣子或痞子。他当上了红卫兵，就天天住在学校里。他写文章不行，就帮人贴大字报，还油印传单，开批斗会，抄家，最厉害就是打老师。为什麽要打老师？表面的理由是这些老师属於阶级敌人，真实的原因，他自己说，是住校的红卫兵闲着没事干，百无禁忌又加百无聊赖，把教师打着玩，寻找刺激，消磨时间。终於有一天，他（可能还有其他人）把一个老师活活打死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暴行在当时不算很严重，打死和逼死的教师可能不超过十个。学校里也有一些干部子弟，他们都没有成为真正的红卫兵，也都没有参与虐待、杀害教师。如果有人调查一下打死人和犯其它罪的红卫兵的真实家庭出身情况，一定很有意义。所谓高干子弟，十有八、九是假冒和以讹传讹。不同出身、经历、背景的高干区别很大，白区干地下党的和红区杀人放火的土匪非但不是同志同党，４９年後还时起路线争斗，文革为其一役。我知道几个高干子弟，他们曾经是动口不动手的假红卫兵，後来老爸给打倒了，红卫兵当不成，也就和我一样成了逍遥派，他们也鄙视真正的红卫兵。有些中共高干的家教比较土八路出身的中、下层干部家教还是不错的。决定一个红卫兵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能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的最基本原因，是他从小是否接受与中共革命教育相对立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家教。对红卫兵不宜一概而论。

    遇罗克傻得可爱－文革我忆之叁

   ６６年夏天，一个叫谭力夫的北京大学生鼓吹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卫兵们不但在学校里大肆涂写这幅对联，还刷到街上去，造成的影响很大。被红卫兵称为「混蛋」的学生们就看了很气。有些议论，说这个对联不符合中共以前的政策，周恩来曾经说过,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康生就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毛泽东也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他们算不算混蛋？有了这个对联，激进的红卫兵每天早上守在校门口，要学生们自报成份，要黑五类或黑九类的同学们念这幅对联，或者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之类侮辱自己的话。有一天，我去一个同学家。他家的成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们在一起议论这幅对联。他家的一个老人听我们议论，插话说，「这话没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红卫兵的老子肯定也是混蛋。」我们给吓一跳，接下去，她说了件事。５０年初，一个中共军官住了她家房子，来问她，洗脸怎麽这麽不方便，城里人为什麽不造得高一点。老人给问糊涂了，去看了才知那个干部是用抽水马桶当洗脸盆。还把草坪上的草全锄掉了。「你说那人混蛋不混蛋，有这样的混蛋老子才会有红卫兵的儿子，」最後老人笑着说。老人的话其实不是个笑话，後来我们越想越觉得有意思，中共的所做所为从一开始就不是英雄业绩。看遇罗克的「出身论」，最初的感觉是遇说的不错，他的感情和用意是维护被中共侮蔑和损害的那部分青年，但拿来与老人的话比，就觉得遇罗克的观点有点浅薄，有点傻。这幅对联说的是四种人物，四个判断，其中的关系是：１．中共的「老子」是英雄；２．中共所不喜欢阶级的「老子」是反动；３．出身於中共家庭的「儿」是好汉；４．出身於中共所不喜欢阶级的「儿」是混蛋。遇的观点是出身不好的儿子也可以革命，因袭於周恩来主张的文革前的中共阶级路线，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也就是说遇肯定了对联的前叁个判断，唯一否定的是第四个判断。仅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混蛋，就美化中共两代人，污蔑自己老子反动，有点得不偿失。我不知道血统论有没有科学根据，也不能确定所谓的血统论的内涵，及其与遗传学的关系。我相信基因遗传的理论，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完全是後天决定的,人的智商、行为特徵受父母和家族基因遗传的很大影响。我也相信家庭教育和环境对幼儿和未成年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激进红卫兵滥施暴行时，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说这些行为与行为者的家庭生活方式，及其父母的革命历史、革命教育和行为方式无关。换言之，红卫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红卫兵自己的创造，而是其父执辈残酷革命的必然产物因此，那个对联不是象遇罗克想得那样完全谬误，□是要重新建立关系，搞清楚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反动混蛋？就个人而言，中共干部中有英雄也有混蛋，还有不少是罪犯，中共所谓的阶级敌人中也有英雄、混蛋和罪犯，那个鼓吹对联的谭立夫及其父母很可能是混蛋，而那些打砸抢抄的红卫兵们则一定是罪犯，他们的「老子」不是教唆罪犯也是混蛋。遇所争的不是事实，也不是逻辑，而是争一种权利，一种平等的权利。他说，「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是平等的。」遇要的是怎样的平等，与谁平等？强盗们冲进银行打劫，对顾客们喊道「混蛋，全趴下」。□有一个顾客站着对强盗们说，「我们不是混蛋，我们和你们是平等的。」这个人就是遇罗克。他显然直到文革还不把作恶多端的中共和疯狂的红卫兵当作强盗，觉得□要他说一番道理，残酷的现实就会有所改变，象遇这样的右派子弟就可以入党、入团、进入大学，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了这种平等的权利，他是准备「表现」给共产党看的，但是共产党不看，於是他就失望了，气愤了。文革是个人妖颠倒的时代，难免有些傻乎乎的堂吉诃德挑战风车，遇罗克的那一套理论虽然不合时宜，他毕竟是善良的，而且给文革中的许多家庭出身好（中共认为不好）的人带来文革前中共阶级路线的「温暖」和「安慰」，所以虽傻还有可爱之处。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把他美化成「我们民族的先知先觉」，把他的文章吹捧成「耀眼的人权宣言书」，就一点也不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