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年一月, 我从第一看守所转到提篮桥监狱。 叁月, 我被秘密关在一大队的禁闭间。 六月始, 监狱办公室主任每天来我监房陪我聊天谈话。一谈就是五个多月, 先是拉家常, 後是谈案子, 表面上是劝我认罪服法。我也与他周旋。 他姓官, 是上海司法局的局长李庸夫的秘书, 其父原是市委领导。 我在单人禁闭间关久了, 也不反对这样一个谈话的机会。

   一天他对我说, 「监狱要成立一个犯人演讲团, 程丽萍(女, 我的同案服刑人, )也将参加。」他还说,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 我们也可以考虑。」对於他们的花样, 我是相当警□的。我问, 「傅申奇会不会去演讲?」 他说, 「与他无关, 这次演讲是全国第一次, 是专为你们安排的。」 他的话应该理解为, 这次演讲是因为美国对我们案的关注而安排的。

   大约是九四年的十二月, 起名为「走向新岸演讲团」的那几个犯人就开始在市监各大队试讲了。我也从禁闭间回到了犯人群中。 我记得总共有五个演讲者, 除了程丽萍, 其他四个名义上都是刑事犯。有一个是赌棍, 赌输了犯罪; 有一个是盗窃犯, 有一个是跳黑灯舞被抓进来的。那人显然不是刑事犯, 所以我只能称之为名义上的刑事犯。

   在过道上, 上体司的造反派头头胡永年悄悄对我说, 「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演讲, 不怕出洋相。」我明白他的话, 他指的是程演讲中有这样的话, 大意是, 我们被抓是因为追求学术自由, 中国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太保守。胡又看了看周围, 笑着补上一句, 「这里有花头」。胡是文革中的上海市体育界负责官员, 阅历既广, 那时也已坐了十几年的牢, 磨难也深, 所以对中国政治的观察自然不同凡俗。

   八五年的春天, 新岸演讲团已经走遍上海, 我们的母校财经学院去了, 上海的复旦大学去了…… 还去了江苏省, 累计听众有五十万以上。在财经学院, 程在台上讲, 底下的同学和教师在台下骂, 「怎麽会这样软档的, 丢我们学校的脸。」负责安全的司法人员说, 「我们一直提心掉胆, 万一程丽萍在台上喊冤枉就不得了, 复旦有外国学生听演讲。」

   八五年一月份, 我开始收到程秘密传来的第一份信息。她说司法局长对她说, 「参加演讲会给减刑。」第二份信息说演讲时警察防得很紧, 很难动作, 但与外界的联系正在建立。

   我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有时候一天一个信息。上海市监的这个演讲团得到中央要人的支持, 北京甚至派来女排, 让程丽萍与周晓兰一块拍照, 然後登在人民日报上。程在监狱里的照片还出现在香港的杂志上。我也谈了对演讲的看法, 我说, 「我们这个案子, 我是主要的,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政治上, 你的演讲都不会影响我们案子的质量, 美国不会轻易改变态度。」「演讲是你个人的事, 我不反对。有人因此对你有一时误解, 那要看你今後的表现。」她的回答是, 「谁笑到最後谁笑得最好。」这是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六月, 突然的变化。 有信息说, 程丽萍作为演讲团的成员和犯人代表, 在市监礼堂对来访的美国老记者代表团的一个男成员用英语说, 「请告诉政府, 我们受到不公正对待。」当时程还准备说其它话, 但警员已经赶过来问程刚才说什麽, 程说「那个美国人问我, 你穿得毛衣很好看, 我回说是的。」那个美国人也证实是这麽回事。旁边的犯人则说, 「我们听不懂英语, 不知程说什麽。」

   我一直寻找机会在市监直接与外国来访者接触, 当面控诉中国警方迫害我们。却想不到应该由男人承担的危险让一个女孩子受了。代表团把程愤怒的控诉捅出去後, 中国政府大为震惊, 美国政府则心知肚明。

   监狱长在广播里公开对犯人说, 「监狱的伙食卡路里是不够, 不合国际标准, 但以後我们会改进。」这仅是监狱初步的公开回应。

   不公开的回应是, 八五年九月, 我被转押到新疆, 在荒凉的大西北熬我余下的十年刑期。 司法局长答应的减刑也没有兑现, 好在没有加刑。走向社会的犯人演讲活动再也不搞了。

   惨重的代价, 但我们不悔。面对不公正的社会和政府, 终须有个人挺身而出, 大不了鱼死网破。 终须有代价, 参加演讲团就是代价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