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很有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有了「中国特色」这个法宝，吃改革饭的既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可以大着胆子贪污。河是哪条河？平头百姓没有资格过河，但中国的腐败，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甚至有些人多少也玩过一把，所以感同身受都有许多话可说。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出来的东西，无论工农业产品，还是思想产品、劳务产品，中国有的，其它国家也有，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具备中国的特色。看来看去，一定要找些稀罕的物件，只有腐败了，那才真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其特色或怪异性至少表现有叁。

   中国的腐败其实就是官吏犯罪，但是中共偏偏要说是腐败。这个腐败和中共常说的「官僚主义」一样，可大可小，随风变化。说得轻好象是违纪、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说得重又可以象成克杰一样杀头。中国的《刑法》没有腐败罪，但成克杰却因腐败而成死罪。腐败的词意含糊，完全没有法学上的明确定义，现在却李代桃僵，要总括从玩忽失守到色情关系，从私设金库到贪污巨款，林林总总的刑事罪行。外国也有官吏犯罪，但好象没有转弯说「腐败」的。如有例外还请识者教，这是其一。

   官员犯罪，按常理也就劳驾大理寺问案，但是中共偏不，有着检察院不用，却让纪委调查。这个由全国人大辖下的检察院好象是美蒋特务，党中央就是信不过，非要越俎代庖另搞一个党内的检察院，名谓纪律检查委员会。浪费财帛不说，凭空生出许多衙门，还说要精简机构，这是其二。

   最荒谬的是中共关於官员犯罪原因的理论。以前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後来又有一种新论，说这是由於制度弊病太多。这种新论与邓小平有关，邓以前总结文革教训时说，文革的发生与中共的制度有关。有些人听了这句话觉得很过瘾很深刻，以为这是批评到根子上去了。其实这是误会。邓说得很清楚，这个制度不是指根本制度而是指「具体制度」。有些坏事做了，谁来担当？谁都不肯负这个责，於是就有那个「具体制度」来领罪。邓小平就是用这个蒙太奇手法处理文革和其他中共的历史问题。邓小平是中共高人，哄得过去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欢天喜地。然而回过头想想，这个「具体制度」原来是子虚乌有。这是其叁。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鲍彤为「美国之音」写的《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还是中共文化的思想定势。鲍是这样说的：「谈到中国的腐败，大家都摇头叹气，忧心忡忡。有人主张严加惩处，有人主张深入教育。我看用意都非常好，都没有错。可是从严惩处，反复教育，早已提倡多少年了，成效不大。只要孳生腐败的制度不变，成克杰们就阴魂不散，随时随地都能借尸还魂。我主张通过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

   这里鲍说的是「提倡多少年了」，而没有说力行多少年了，这是有区别的。中共多年来，非但没有真正严惩，而且是姑息养奸，所以才会有这麽多的官吏犯罪。没有力行过怎麽就能说严惩没有成效呢？近来江、朱开始有选择地打击腐败，虽有倾轧之嫌，打与不打就是不一样。

   把成克杰犯罪的原因归咎於制度，似乎深刻，其实并不实在。鲍４９年前就参加中共革命，那时年青人也以为一切乱七八糟都源於当时的国民党政治制度，结果国民党被赶走了，制度是好象变了，犯罪却更猖狂。将罪归於政治和将功归於政治一样，都不脱突出政治，政治第一的窠臼。政治在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常常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因素。

   还有如果中共不能力行严惩官吏犯罪，怎麽可能实行难度更大的制度改革呢？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鲍彤个人对六四的经验教训，曾经有没有人谋不臧或操之过急的失误？有没有该负的责任？仅仅说共军太狡猾或太凶惨是不够的。鲍先把这些事向世人交代了才对得起历史和旧主，才是君子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