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上海人民广场异议运动后期 （1979．2～1979．12）

   第一节 二．五铁路?轨事件

   周恩来追悼会召开和「海燕」、「民讨会」成立之后，人民广场异议运动的潮流又涌 回知青回城问题。上海有各种传闻，知青们的心七上八下。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回上 海似乎没有问题，当局已准备解决，但是国营农场的青年是否可以回城，政府尚未确 定。安置上海青年的国营农场主要在云南、黑龙江和新疆。 比国营农场更棘手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文革前去新疆建设兵团的大约六、七万知青， 另一种是已结婚，或已在当地参军，当上工人的知青，这部分青年大约也有二、三万。

   当局的顾虑重重。如把这两部分人都划为顶替对象，上海能否承受住这个压力？况且， 让已和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单独回沪，将拆散这些家庭，又会造成另一个社会问题。

   知青们和他们的家属都知道中央正在制定知青回城的政策，等到政策一定，再闹也白闹 ，所以纷纷上街游行。大家有个共识：「要想回城，只有大闹，小闹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民众对付中共当局积三十年的经验。 虽然团市委张迅曾经亲口给杨周打包票，说新疆支边青年也属於知青，享受同样政策， 杨周仍觉得前途不明朗，家里坐?不安，便一天到夜待在广场。回不回城的关系太大了 ，即使说生死悠关也不过分。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要闹也得有个分寸，不能出格。

   二月五日下午，大约三、四百人，在人民广场吵吵嚷嚷。一会儿他们走出广场，沿著西 藏路走到天目路。原本他们商量好要到北站坐火车赴京请愿，突然改变主意，转头去了 共和新路旱桥。在那里他们进入铁路区，在铁轨上坐下，因此全面阻断火车运行。领头 的是陈惠忠、水和尚 、王长发。 陈惠忠是上海青工，也是广场上活耀人士，已加入「上海人权协会」，他支持知青回 城，纯粹出於道义同情。水和尚是新疆返沪青年。王长发原是江西插队知青，后当兵， 复员后分配在江西当地工厂。在这次行动之前，陈惠忠曾和杨周商量，打算以「人权协 会」名义举行这次行动，杨周不同意。 下午四时，这群人派了四个代表先后走访上海铁路局和外滩上海市革会，和上海市委书 记严佑民进行了对话，但没有谈出结果。坐在铁轨上的人们拉起白布横幅，上面写著「 坚决要求市委彭?、王一平接见」、「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些知青 拿了半导体扩音器，上列车向旅客们进行宣传，寻求支持和同情。他们说他们也是人， 也要骨肉团圆，为什么已婚的知青就不能回上海？为什么文革前去新疆支边的青年就不 算知青？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全上海都为此震惊。 对?轨事件，乔忠令在广场上演讲表示支持，他希望这是又一次「安亭事件 」 ，从此天下大乱，迫使当局让步。温定凯态度暧昧，他虽不支持?轨行动，但认为乔 的表态是他个人意见，「民讨会」不便反对。最著急的却是胡安宁，他预感到大事不妙 ，上海的异议运动会因此完蛋。 晚上，胡安宁终於在西藏路一家馄饨店内找到应荣耀等人，然后拉著应一起 去?轨现场。 他俩从人群中往里挤。在铁道旁的隐蔽处，胡发现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亲自 带领大队警察埋伏在那里。 在一个黝暗的货车车厢里，胡找到了陈惠忠等人。听说胡来劝说，持强硬立场的王长发 即表反对，黑暗中静坐在铁轨上的人群中发出一个声音，「打死他」。但胡仍然沉住气 ，对陈等人晓以利害。 胡先告诉陈等，看这态势，今晚肯定要抓人，然后胡从容道出他的应对之策。对策分三 点，一是坚持静坐，但离开铁轨三米；二是增加人员，扩大外包围圈；三是起草告市民 书，同时陈情中央，解释此举乃不得己而为之。 虽然外面是三九严寒，但陈紧张的脸上沁出了汗。最后陈带著一半静坐者撤离了现场。

    午夜，国务院对上海下达电话指示：表示对於闹事的知识青年仍以「说服教 育」为主，但任何人不得「冲击铁路」，对闹事为首者，则将给予法律制裁，并暗示这 些示威者是四人帮的支持者。?轨现场的广播喇叭反复地播送这个指示。 空气异常沉闷，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围观群众大多回家睡觉，警察却越来 越多。 仍有王长发为首的一百多人坐在铁轨上。 凌晨四时，这一地区突然停电， 四周一片漆黑，早已准备好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一涌而出，两三个人夹一个静坐者，强行 拉到警察组成的隔离线外。以后静坐者又被送到各区公安局登录个人资料。 至此，上海火车站的列车，已经中断十二小时多，有五十九趟客车停行，八 万名旅客被困在列车上，严重打乱了运行秩序。 上海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提到乔忠令 ，说乔和广场异议人士企图掀起第二次文革。

    卧轨事件虽和平结□，但局势并没有就此平息下来。这些决心回城却担心自 己不属於顶替政策范围内的知青们，或者聚集在上海市革会、劳动局门前，或者在人民 广场贴大字报，或者开展多次小型的游行示威。 在福州路，一对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年轻夫妇抱著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坐在 地上，他们贴的标语是「我是新中国的黑孩子」。当时中国实行户籍制，新出生的孩子 必须经单位证明才能入户籍，他们因为回城，孩子生在上海而没有户口，这意味著孩子 将不被政府承认，也没有粮票，布票和其他配给。这叫这家人怎么生活，走过他们身旁 的路人都摇头叹息，有的人施舍一些小钱。 一张讽刺性的大字报这样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们长期听到首长报告和报刊 宣传，说台湾人民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最近才真正晓得，所谓台湾人民处於水深火热 的实际意义。所谓水深，是风光明媚之日月潭水深，所谓火热，是台湾人民冬天有暖气 ，其热如火。这样的水深火热，我们不知几时才有？」 另一条市革会门口的巨幅布质标语是「要求彭?接见、落实组织商调」。 也有一些饥饿的回城知青喊著「我们要饭吃」，冲进食品零售店，抢了一些食品。 二月份，已经加入「人权协会」的魏泉宝和其他七七届学生约一百多人曾经占领劳动局 办公楼三天三夜。他们宣称，如政府不解决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一直住在办公楼里，同 时他们进行绝食。这样不但使劳动局不能办公，而且也惊动了市里和中央的领导。 魏泉宝是虹口区长青中学七七届毕业的学生。以他为首成立了七七届学生请愿团，举行 过多次游行，少则百人，多则千人，要求政府分配工作。七七年开始，插队落户中止， 大学和中专、技校都考不上的中学毕业生就闲在家里。政府因为安排知青顶替，一时无 力解决应届毕业中学生的工作。到七九年时，待在家里近两年的数万七七届学生走上街 头，要求政府分配工作。 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中共政府分配的。这个政府把所有的权力都集 中在自己手里，所以老百姓也把所有的怨气都出在政府的头上，遇到有什么问题，老百 姓自然也找政府解决。

    杨周经应荣耀介绍，认识了一些新疆知青，他们劝说杨参加他们的游行。他 们不了解顶替政策，希望当局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杨原先不想去，却拉不破面子， 毕竟都是在新疆受过苦的。在上海市委门口，杨剪断了广播电线，正在广播官方舆论的 大喇叭立即就哑了。当时，负责接待的上海劳动局长说，「断了就断了，我们不会追究 你杨周责任的。」 一个月前，上海市委内部负责政法工作的严佑民就主张镇压，他和站在背后 支持他的彭真意见一致：党的决议把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但现在这么乱 ，怎么贯彻这个转移呢？另一边的代表人物是曾经为异议运动煽风点火，当时担任北京 第一书记的林乎加，他主张安抚，他说青年们需要引导，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赞成 这一主张的大人物有邓小平最得力助手──胡耀邦。现在，由於「二．五?轨事件」， 镇压派的意见占了上风，胡耀邦和林乎加一时无话可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 严佑民在上海电台、电视台呼吁年轻人遵守秩序。《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 为《青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权利》的社论，指责闹事者「滥用民主权利，破坏社会 秩序。」 《人民日报》刊出题为《坚决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 的文章，文章中说，「决不放纵利用和歪曲党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要求来煸动群众， 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人」。 同时，中共宣布全国主要城市大规模实行「顶替」制度。仅仅上海物资局一个 局就计划退休一千五百多名职工，全上海公布顶替招工的目标是十万人。在「顶替」政 策的安抚下，上海和全国形势渐趋稳定。

    乔忠令从亲属那里听说市委文件中的「四人帮分子」就是指他，因此怒发冲 冠，同时，乔又感到委屈，倒楣的事全落到他的头上。乔虽然在文革打过人，但文革中 做打手的人太多了，其他人并没有被追究罪责；乔和四人帮的关系，主要是在市委写作 班的几个月，那也是领导选中的，不去不行。 第二天，气急败坏的他在广场演讲，先是批判四人帮，越说越气，说出了「彻底批判中 国共产党」这样严重的话。 广砖表示反对，当时对乔说：「你要批共产党，你知道共产党的底在哪 里？共产党的发起人，如李大钊等，都是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你批他们，民众不会赞 同你。你的父亲就是共产党员，你叫你父亲先退党。」 广砖认为批毛就已足够了，不能离群众太远。即使邓小平成了袁世凯，也要支持邓，因 为当时中国能改变毛路线的，只有邓一个人。 上海市委书记韩哲一在市委会议上提到：「人民广场搞民主，那是好的 ，大方向我们肯定，但是有人说要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这种言论我就不能理解了，我 们要把人民的民主和个别人的言论区分开来。」 乔听说后，又在广场的第一灯柱下反?：「韩哲一点了我的名，说不理解我说的话，我 就要在这里，对著黄浦江，告诉韩哲一，我就要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听众中爆发出 阵阵掌声。 其实乔所说的「批判」一词有多种意义。一种是否定，比如文革中常用的「大批判」， 即是否定的意义；另一种是检讨，乔所说的应是第二种意义。乔曾经在人民广场和淮海 路上贴过「坚决拥护胡耀邦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幅标语，他也说过一些邓小平的好 话。真正否定中共的人应该不会吹捧胡、邓。但是，乔的亲共言论严佑民是不会上报给 邓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