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革命党人的争议

    一九○叁年，梁自北美归後，思想丕变。由原来向往共和转而排斥共 和，由原来同情反满转而反对排满，由原来倡言破坏转而强调统一和 秩序，遂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一九○五年十一月，《 民报》创刊，革命党人以该报为阵地，以孙中山的叁民主义为旗帜， 而梁则以《新民丛报》为营垒，以改良主义为武器，双方开展一场长 达一年半的大辩论。

    在这场大论战中，革命党方面}乾e强大，诸如陈天华、汪精卫、朱执 信、胡汉民、宋教仁、章太炎、刘师培等，而梁这一方面几乎是单枪 匹马。争论的问题是种族革命，暴力革命和社会革命。梁公持反对态 度，而革命党人主张力行。

    种族革命，即反满，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首要目标，「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又谓：「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梁公则认为，满族并非异类，而是中国民族的一部份。满人入据中央政权，是「臣民对於旧王统倡内乱谋篡夺而成功者【注一】，明朝之亡，只是一姓王朝被取代，并非中国之亡。所以，中国当下问题只是变专制为立宪，是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不存在驱逐鞑虏的问题。梁也不认为清政府是满族把持的政府，他说，「谓今之政权在满人掌握而汉人不得与闻，决非衷於事实者也。」【注二】

   梁公极力反对暴力革命。他批评说，革命党人「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注叁】。他分析暴力革命後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指出革命大暴动之後，常继之以激烈的党争，政治长期不得稳定，社会失去平衡。彼时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是下层民众，他们没有或甚少财产，心理最浮，易走极端，但因没有持久的实力，终难免败绩。这时，又另有势力取代之，重演故技，如此陷入争乱不已，最终往往导致君主专制的复辟。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得专制，不能得共和。「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於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 更加倍□焉。」【注二】

   他还指出，在革命暴动过程中得以手握兵柄的人，绝少有情愿限制自己权力而不滥用其权力的人，而那些革命过程中闻风响应的人，并非有理想、有民主意识之辈。所以他认为指望暴力推翻一专制君主，然後由革命党和革命军人把民主给予人民，这是不可能的。

   梁公反对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主要表现在反对革命党人的土地国有化主张。他说，革命党人如果用没收的办法将土地收归国有，则国家行同盗贼；且剥夺人民产业的结果必使社会陷入混乱不安。他攻击革命党人的土地国有政策是「欲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注 四】。

   那麽什麽是梁公的经济政策呢？他说，「吾之经济政策，以奖励保护资本家并力外竞为主，而其余皆为辅。」【注一】什麽是梁的政制主张？简单地说，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开明专制」。【注五】

   在这场论战中，梁公站在保护私有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立场，也坚定地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他清醒地{酵悃□A在当时贫穷落後的中国，并不具备激进社会革命的条件，而只具备渐进社会改良的可能。

   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这场论战，和平改良和暴力革命，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共党革命，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相信曾陷於战乱和文革的，了解和思索近百年苦难历程的中国人自有真切的体验和判断。所以我们纪念比孙文更伟大的梁公启超。

   【附注】一、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二、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叁、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四、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五、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拥袁倒袁的苦心孤诣

   当清廷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宣布开放党禁时，梁公已经在海外度过了第13个春秋。

   这时他放弃多年来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改为拥护共和。1912年9月，自日本神户回国，受到朝野一致盛大欢迎。不久在京同袁密谈，并接受袁的资助。这表示改良立宪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和解。第二年在梁公的努力下，共和、民主和统一，叁党合并成进步党，其政策是支持袁打击削弱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和武力镇压国民党，甚至梁公亲自出面，从袁那里提取经费十万元，收卖分化陈炯明部下，使自相屠杀，从而达到消灭革命党的目的【注1】。同年9月，梁公在熊希龄内阁中出任司法总长，以後又任币制局总裁和参政员。这是梁公一时拥袁的史实。

   然而才过了一年情况就变了。袁倒底还是要做皇帝，梁公再叁劝说无效後，於1915年公开反袁。於是他运筹帷幄，逼袁下台。先後策动滇贵桂起义，组织护国军，争取日本及其他列国支持，发布各种文告通电，传檄天下，造成反袁声势。为了结成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他捐弃前嫌，联合以前的敌人国民党人，还分化袁方大将□国璋。终於使得袁世凯众叛亲离，取消帝制， 气绝身亡。

   梁公的拥袁和反袁在历史上引起许多争议，不喜欢梁的人说他是「流质易变」，「有投机性」。而梁的朋友们则觉得不错。梁自己则说：「为国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这是自嘲，也可说是辩解。如何看待梁公的依势沉浮，言论屡变的特点呢？这是纪念、评定梁公和改良主义而不可避免的问题。

   1913年，梁公曾经有过演讲，他说：「一年以来，国中有二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达」。【注2】

   在梁公看来，这官僚社会之腐败势力的代表正是袁世凯，而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的代表正是那部分激烈的革命党人。【注3】从根本上来说，这二种势力都是国家改良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但立宪改良派的力量又不足以同时与这两种势力抗衡，更不可能同时战而胜之。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一个时期联合其中一个集团势力，以打击和削弱另一个集团势力；在另一个时期，再联合後一种势力，打击和削弱前一个势力，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权术之一。【注３】

   从梁公拥袁组阁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并不是「倾心侍袁甘做婢」，而是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目的。他说：「吾党对於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虽然，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於无政府，而充乱暴派之手段，非陷国家於无政府不止，吾党为此惧。故对於不满意之政府，犹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注2】 由此可知梁公深识老谋。

   同样，梁公联合革命党人共同反袁，也不是放弃反对暴民政治，而是权宜之策。要不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一意孤行，梁公本还想扶持这个政府，逐步进入政党政治和和平建设的正轨。这也反映了相当大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和绅士阶层的愿望。

   当年梁公遨游美国，美国大金融家摩根赠言：「凡事业之求成，全在未着手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己定，不可变矣」。【注4】回顾中国百年历程，廿世纪的事业一开头就大错铸成，以後漫漫黑暗和阵阵暴虐只是热病的发作而已。只有极少数睿智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并企图力挽狂澜。其中最杰出的是梁公启超。

   【注】：1---《梁启超佚札十七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89年第1期。2---《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之叁十。3---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4---耿云志, 崔志海《梁启超》。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梁公曾经是最早的介绍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持研究和同情态度。1896年，他主办的《时务报》就译载过有关国际工人运动一些报导。他本人在《新民报》曾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注1】

   随着研究深入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梁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的感受。他说：「社会主义学说，其属於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於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後。」【注2】

   显然，对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梁公并无恶意，也不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有取有舍，表示了谨严的治学态度。但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梁则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说：「欧洲为什麽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它，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注3】为什麽搔不着痒处?梁公又解释,「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於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於无劳动阶级。」【注4】

   1921年，就张东荪与李大钊、陈独秀的论战，梁公发表了意见。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的放矢，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是历史前进的唯一方向。

   难怪毛泽东一直对梁公没有好感，在他心中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中，就把梁公故意漏掉了。因为与那些人物相比，梁公可以说更「反共」。他不但从来没有说过中共的好话，更重要的是，他不承认中共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搞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指责主持工会和农会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注5】所以他不承认自己反共，只是反流氓。

   同样的理由，他认为苏联搞的也不是什麽马克思主义。「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注6】

   自始至终，梁公坚持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行中的自谓的共产党派、社会主义看作是两回事。这种慎审态度可能与他长期从事国学考证辨伪有关，但也彰显了他的高尚品格。因为在任何时代，拆穿政治理论上的弄虚作假，都要担绝大风险。

   1925年，梁公已退出政界多年，总结以往，他说：「我说的话，总没有替任何势力家辩护他的私利益。我凭我良知所见得到的为国家为国民打算。只要我高兴，只要我有工夫，我便亮着嗓子说我心里要说的话，无论和任何方面奋斗，我都不辞。」【注7】这里他指的「任何方面」，既包括袁世凯、康有为，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梁公认为两党都是革命党人，也就是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革命党人种种恶劣 ，根子在於下层社会的暴力革命。 党人有罪，革命更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