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主要肇因是中共处置不当

   十年前的六四事件, 死伤上千人, 震惊世界, 因此我们称之为时代的悲剧。这个 悲剧是谁造成的? 以往通俗的说法是中共和中国政府造成的, 说是中共老板邓小平下的命令, 让军队枪杀中国学生和平民的。中国政府的说法又是另一种, 把责任又完全推到了学生头上。两方面各执一辞, 互不相让了十年。如果这个对峙局面再僵持下去, 六四死难学生, 市民和军人的血真的白流了。

   面壁十年, 心如止水, 应该有第叁种思路和结论。王丹比较好, 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 朱□基也比较好, 他肯定了学生要民主, 但又加了一句, 「不知这是什麽样的民主」, 朱已注意分辨民主的不同概念。这两人的说法都偏离了自已阵营的定论。但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更多地从历史和法律看问题, 再不能站在中共宣传的传统观念上就事论事。

   议论六四先不要谈莫名其妙的平反不平反的问题, 先要把事情搞清楚, 把思路理清楚。我这里谈的都属於常理和常识, 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和智力异常的人都容易明白。

   六四事件中当局的错误主要在於处置不当, 等於不自觉地诱导社会动。 也就是说虽然中共不希望六四发生, 但其实六四是中共和中国政府不自觉地导演的。没有当局接二连叁的错误, 根本就不会有六四这场悲剧发生。

   1. 八九年初, 胡耀邦意外病亡, 民众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果, 中共党内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其实很少人了解内情, 即使普通的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清楚内幕。 胡做过一些好事, 也有正直的表现。但是他的下台和失势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他以前对华国峰和其他人, 为了政治需要, 可以翻脸不认人, 那麽轮到别人也为了政治需要而对他翻脸不认也就没有什麽想不通的了; 他追随邓路线, 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资本主义, 愿望虽好, 风险必大,两头不讨好也是很自然的。 中共当局对他的问题原本应该依程序办事, 既然已经不依程序搞了胡下台, 至少应对社会的迷惑有个合理的解释, 比如公布党内彭真等人批评胡邀请日本叁千人访华的内情, 这样民众就不会把胡当成纯粹为学运和自由化而死的冤大头。

   八九年四月廿二日, 当叁个学生跪在大会堂门前, 向政府交请愿书时, 李鹏作为政府总理, □不肯出面安抚学生。 李的表现把自已和政府放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位置, 这是十分不明智的。如果说胡是六四的导火索, 那麽点火的正是不善言辞, 拙於表演的李鹏。

    2. 中共>四. 二六社论的错误在於按中共的老习惯老传统,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定性质, 而不是站在宪法和法律的立场上。这个社论是邓小平定的。其中有些邓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没有根据的, 仅仅是邓的猜测。如「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是一次动乱」, 「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的政治斗争」。学生们原来都没有冲着这个党这个国家制度闹事的念头, 结果却给邓的话诱发了激励了。好象是一个孩子受了委屈苦着脸, 大人说不许哭不许哭, 孩子原来不哭也哭了。过後不久的静坐绝食对抗戒严令就是摆明车马地向威权挑战, 你说我哭我就哭给你看。

   六四学生当时的真实思想是什麽呢? 请看一个学生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大家只不过以天之骄子自居，对国家关心也是发自内心。记得毛泽东曾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想，同学们都认为早晚我们会有机会左右中国的前程，当时只不过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得到国家的重视。满腔的热情可以得到某种肯定。心中的激愤之情也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突然受到了弃儿一样的对待，心中一时难以平衡而已。」(摘自华夏文摘zk9806a>寸草)。请注意这里没有民主的理念。

   行为者的动机和目的很难说得清, 所以即使过去了十年, 我们还是撇开动机故且不论, 那麽学生们的游行行为究竟对不对? 有没有违反有关法规? 中国的宪法有游行这一条, 如果学生们的游行是动乱的话, 那麽动乱的根在中国的宪法。如果学生们的游行没有经过市政府的批准, 那麽应该按有关法律处置, 该抓就抓, 该判就判, 依法办事, 何必要小题大作, 把警务秩序的事扩大到政治层面呢? 凭想像扣动乱帽子呢? 何况动乱一辞的意义并不清晰明确, 中国法律上没有这个辞, 所以必然引起各方面的误解, 从而引起真的动乱。

   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 怎麽会犯这样的错误? 一个原因就是学潮为胡再起, 胡为邓而弃, 邓心中有愧, 故怀疑学潮是冲着他和他的路线而来。另一个更深层的解释, 八六学潮部分原因是受中共党内非邓派教唆而兴, 在党内争议胡的问题时, 邓虽丢卒保车, 但也感受到陈云彭真派的压力, 怕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他, 精神上压力不轻, 所以八九学潮再起时, 他就必然反应过敏。把原本留在肚子里想好对付中共党内其他党魁的警告, 写成了对学生们的吓唬, 而吓唬反而使孩子大哭大闹。

   3.赵紫阳五六讲话的目的是想打圆场, 哄大哭大闹的孩子们安静下来。 赵犯的错误性质和邓一样, 就是没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和作出反应。邓是把自己的猜测当作依据, 而赵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事实。赵说, 「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现在最需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事实後来证明赵的愿望没有成为现实, 它的负面作用要比正面作用大的多。学生们从赵的讲话中证实了自己的委屈, 冲动的情绪受到鼓舞, 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借助党内不同意见的争逐, 把事件扩大, 扩大了以後怎样? 学生们来不及再想。赵的讲话也鼓励了其他一些有政治抱负的人参与, 如香港的李柱铭和司徒华, 他们对赵下注, 这批人增加了这场风波的威力和范围。

   赵哄孩子的做法有点不负责任, 因为解决不了问题, 既不是民主的轨道也不是法制的轨道。当时政府的正确态度应该既不是邓的吓唬, 也不是赵的哄骗, 而是及时说明政府的立场及其立场的严肃性。政府的立场应该是: 依法保护合法行为, 维护社会秩序, 任何人(包括学生)只要行为错误, 违反法规, 都必然受到法律制裁直至武力镇压, 而不论行为者的政治立场和取向如何。

   这一点对於世界许多政府来说仅是公务常识, 但对中共政府领导人来说很难, 因为他们一贯的原则和做法是根据行为者的政治立场, 和政治形势的需要来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 同样一个群众抗议活动, 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好的, 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动乱;五四是「革命的」, 六四则是「反革命的」, 完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两种标准。六四事件中的中共领导都陷入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理念混乱中, 没有一个是自始至终的清醒者。

   4. 邓小平在中共其他老人的催促下, 从五月六日开始对局势形成了他们冷酷无情的决心, 那就是「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这个结论如果是在五月十九日政府下达戒严令後, 学生还久占广场不撤, 市民仍上街阻碍戒严令执行的情况下作出, 是合理的必要的。因为法高於一切, 不但应该高於政府和政党, 也应高於民众。在五月六日下这样的决心就过早了过狠了, 有针对学生和平游行而谋杀平民的罪嫌。其实当学生占领广场时只要政府下决心动用警力驱散, 也有可能恢复秩序的。 最坏的可能是学生们抗拒警方行动, 迫使警方开枪而己, 那也比以後的发展和结局好。

   在六四之前,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相信, 更不理解中共政府会开枪镇压学生, 因为他们都相信毛泽东的一句话, 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中共的历史宣传说蒋介石曾经镇压过几次学生抗议活动, 导致蒋以後的倒台。但事实也告诉我们, 毛泽东五七年镇压学生数以万计, 他的政权千疮百孔反而不倒。所以好象不镇压学生运动的政权绝没有好下场更接近真理。其实问题的核心是学生的行为有没有触犯法律, 而不是行为者的社会身份是学生还是其它。

   认为政府对学生们的行为绝对不可约□或镇压的结论, 其依据是另一个判断, 即大多数学生是不会故意反对中共和国家的基本制度, 所以他们的行为应该得到保护。这个判断在法理逻辑上的错误是中共的典型错误, 即是根据行为者的政治立场决定行为者的一般行为的合法性, 前提判断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一般行为的政治取向必然是一致的。邓小平犯的错误也正是这个错误, 他一定要把学生们的行为说成是动乱, 说成是反革命暴乱, 否则他就认为不好约□或镇压。而相反的意见则是学生们没有反革命的目的, 所以他们没有向当局申请游行, 甚至占领广场和抗拒戒严令也是大方向正确的, 只能劝服, 不能压服, 更不能开枪镇压。仔细想想, 这两种意见是不是有些相似。

   在戒严令颁布之後, 中共又犯了一个处置不当的错误, 即没有广泛宣传戒严令的有关事项, 比如在戒严期间民众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事, 以及被要求做的事, 在怎样的情况下, 民众会受到戒严军人的惩处, 直至生命受到威胁, 等等。由於中国人对法律不甚熟识, 对戒严令和戒严法更是陌生, 所以当时戒严後, 社会上并没有发生应有的威慑作用。许多学生和市民仍然认为军队是不会开枪镇压的, 他们的一个根据就是当时报纸上的欺骗性宣传, 「军队忍无可忍, 自卫反击」。其实戒严部队的行为不可能只限於自卫反击, 这也淡化了戒严的威慑作用。

   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处置不当是六四事件从产生到扩大, 又到恶化, 终於大规模流血收场的主要肇因, 中共和中国政府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和经验。六四充分说明了中共在现代化和平建设历史转型时期的不自觉, 不适应, 不成熟。

   九七年初出现的所谓左派的第四份万言书, 指出了所谓右派, 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 就是否定社会主义, 否定中国革命历史。我认为这些工作其实做得很不够, 完全没有把中共的革命历史和以往各种政治宣传说清批透, 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会有八十年代全国上下的思想大混乱, 才会有左派们不无道理的反击, 所以才会有六四的发生。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了, 它是一个悲剧。但是悲剧并不完全是坏事, 否则为什麽悲剧还要上演, 还有人喜欢看? 如果拿六四和五四比较, 五四是好事变坏事, 它的思潮有助於中共的产生; 而六四可能是坏事变好事, 六四有一个明显的历史性好处, 中国今後很长一段时期要受用不尽, 那就是六四的枪声和流血打破了中国人对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的迷信, 打断了中国绵延了一百多年的激进主义的脊椎骨, 打杀了毛式中国共产党传种接代的希望。在六四的十周年时, 我们要庆祝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的觉醒, 由於他们的觉醒, 我们有信心说, 中国的六四暴力事件不大可能发生了, 所以我们可以告慰六四中死去的学生, 市民和军人, 你们的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