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蒙

“厚德载物”的呼唤

    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万物芸芸，人海茫茫。群星璀璨的大千世界，展现在人的面前是那样的扑簌迷离，使人迷思神往，令人浮想联翩。神秘的宇宙，竟是如此的高深莫测，一个个旋涡状的星团自由自在地游荡其中，悠闲且有序，周行而不殆。亿万星系何以排布得天衣无缝？是“神”的创造，是“道”的自化，是靠人类科学永远难以破解的宇宙之谜。不过，人类可以有限地认识宇宙特征，无限地探索宇宙之谜，可以按“神”的旨意、“道”的精神去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当然，上帝是不会强迫任何人去做他们所不情愿做的事，也不会干预任何人在世上的任何活动。可以说，上帝让每个人都有充分选择意愿的自由。但是，就人类本身而言，决不可错误地理解上帝的美意，认为自己在天地之间可以为所欲为，那样会给人类本身带来无休止的灾祸，生事者本人也难逃最终审判。可悲的是，人类尽管违反了“神”的旨意、“道”的精神，上帝已经借天地万物之变和圣人、圣徒之口，严厉警告世上的人们不可造次，但是多数人仍是固执己见，自以为“天下神器”可以肆意动用，财货色欲可以尽情享用，这实在是人类发展的误区和盲点。

    在当今人类的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失时机地为了各自的衣食住行而劳碌奔波，很少有人去关心什么“道”啊、“德”呀之类的高深问题。正是由于人们对“道”与“德”的理念缺乏确切理解，才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始终为自身生存而劳碌奔命，而且越来越忙得心衰力竭。人的生命非常短暂，也来之不易，但每个人若回顾一下一生中所走过的路程，其中有效率的事究竟占了多少，可能一般都达不到百分之八十，至于谈得上具有人生意义的事可能少得更加可怜。事实上，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睡眠、出行、闲聊、应酬、衣着、饮食、娱乐等日常生活中。哪怕是劳动、工作、创造、写作、思考、研究等事业，可能也有许多做的是无用功。况且，人生还有忧虑、迷惘、惊恐、悔恨、愤怒、悲痛等情感上的缠扰，等等。所以，世上多数人都会对自身活动有一种疲倦之感，甚至对人生的意义产生困惑，以至用吃喝玩乐或争强好胜来填补内心的失衡。人，在当今社会中的这些表象，说明了古朴的“道德观”已在人们的心目中发生了偏转和扭曲。古朴的“道德观”，不会对“道德”二字存有任何浮华、虚伪、造势的心态。那些持守古朴的“道德观”的信众，会把“道德”奉为自己赖以生存的载体，而不是把“道德”当成约束他人行为的使用工具。

    中国的儒家与道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儒家讲治人之术，而道家不讲治人而求自化。所以，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的问题时,老子言道：“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辞别老子，回来对弟子赞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由此可见，儒家用“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之道治国，尽管反复灌输纲常礼法，但终究改变不了人的贪欲之心和智巧之术，反而将“道德”与“社会公德”混为一谈，使天下人疲于效仿而疏于修养。而道家行的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之道，所倡导的是古朴的“道德”统一观，推行的是“上德”思想，认为“仁、义、礼”是“失德”以后的产物，属于腐朽庸俗的社会表象。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乃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三十八章）

    天地，无声无息地孕育着生命，滋养着万物，但从不炫耀其能力之大，更不因此而居功自傲。天地，不偏爱任何生命，也不歧视任何草芥，对待万物总是一视同仁。所以，老子才深有感触地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天地的一切行为完全遵循“道”的法则，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德”性可视为“上德”。“上德”，即至高无上的“德”。一般来说，古今中外具备“上德”之人实乃屈指可数，只有圣人才可能得此殊荣。“上德”之圣，一切行为都会体现出至高无上的“德”操，但从不把“德”字挂在嘴边上，也不会以“德”为标准去衡量、约束他人，一切都顺其自然，因此这种人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德”。然而，“下德”之君，却始终不断地宣传自己的“功德”，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对他人的“德化”教育，所以这类人就没有什么“德”可言了。

    “上德”之人，不以个人意志为天下人的意志，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众生一律平等，正如老子所言：“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上德”，最显著的特点是“无为而无以为”。也就是说，“上德”之人，最突出的做法就是不显露个人意愿，不把个人好恶作为行动方向，而是以天下苍生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按现代说法就叫做得乎民心、顺乎民意，按老子的观点就是“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

    “德”，虽然体现了“道”的精神，外化了“道”的作用，但“德”却是“失道”以后的产物，所以只能是遵从天意的“无以为”，而不再是无所不能的“无不为”。以“上德”治国，当为圣人之治，而“上德”进一步退变，则沦为“下德”治国。“下德”又可分为“仁”、“义”、“礼”三个层次，所以才构成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递退关系。“下德”治国，永远达不到“上德”治国的“无为而治”目标，那只有依次退落为“上仁”、“上义”、“上礼”的君子之治了。“上仁”之君，认为“仁”是天地大爱，故主张施行“仁”政，但不会把意志强加于民，而是能够顺应民意。“上义”之君，以为“义”是发自内心的善，故号召民众以“义”为先，但总要有所作为，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上礼”之君，把“礼”当成了丰衣足食的象征，以为是万民之福，故提倡“礼”乐天下，但民众却没有真正响应的，因为民众是以食为天，以生存为前提，而不单是以“礼”为乐。为此，“上礼”之君便“攘臂而乃之”（参见马王堆帛书《道德经》），即强迫推行其“礼”制，并且用花言巧语进行诱导（攘，推也；乃，出词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达到“礼”制天下的目的。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

    强制性与诱导性地推行“礼”法，将使社会变得浮华奢侈，人的“忠信”本性也会因此变得虚伪奸诈，因而所推行的“礼”法也就成了导致国家混乱的祸首。自以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上礼”之君，注重的只是“道”的外表浮华，却认识不到“道法”的本质，因而所推行的“礼”法也就成了促使国民沦为愚昧的根源了。所以，对于心胸豁达、思想开明、体恤百姓的“大丈夫”的来说，总是处世于忠信有佳的“厚德”之所，而不立身于虚伪有余的薄情之地；总是处世于朴实无华的“德善”之所，而不立身于浮华奢侈的“礼”乐之地。因此，“上德”治国摒弃了那些浮华的“礼”法，采用的是质朴的“厚德”施政方式。所谓的“厚德载物”，说的是大地有了这种“厚德”，它可以承载万物，可以包容一切。那么，一个国家有了这种“厚德”，它就可以让天下万民充分地享有“民主”，可以让黎民百姓尽情地享受“自由”。

“长治久安”的灵根

   　　 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无论哪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但是，如何确保国家和社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却成了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是以分割土地的形式存在着，而每个国家一般由各种民族、党派、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等社会群体所构成，其政治统治方式大致可分为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两种类型。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来说，是采用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治国，还是实行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治国？究竟哪一种统治方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呢？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优劣了。

   　　 “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实体。“民主自由”崇尚的是一个以尊重人权为前提的自由社会，而“独裁专制”需要的是一个以集权垄断为核心的奴性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一个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是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前者突出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价值，允许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自由，并能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行使公民权利与责任；后者注重发挥社会集团里某个人的作用，强调全体国民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绝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从上述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不难发现，“民主自由”是要让一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变成“活泉”，而“独裁专制”是要把一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变成“死水”。（详见童蒙《中国民主论》）

   　　 其实，中国古代先哲对“民主”与“专制”的优劣问题早就有了的分教，已经发明了实现国家乃至世界“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可惜的是，自秦王嬴政创立封建皇帝制以后，中国在一代又一代世袭皇权的操控之下，把治国安邦之策变成了维持皇权统治的有效手段，并堂而皇之地冠以“稳定”的美名，肆意杀戮异类、镇压民众，进而把国家机器变成了消解国中“内忧”的唯一工具，以便达到维护皇家贵族阶层利益的目的。直到今天，可怜的中国人还是享受不到“长治久安”之福，仍然面临着被国家专政机器愚弄、剥削、迫害、威胁、监视、抄家、勒索、绑架等恐惧之中。这是文明古国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是华夏儿女的不幸！

   　　 为了让中国乃至全世界早日实现“长治久安”，为了让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古人们的超凡智慧，还是重温一下两千多年前的老子《道德经》吧！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