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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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授到外长，叶公超波澜起伏的一生经历了大时代血与火的考验，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他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他是艾森豪、麦克亚瑟、杜勒斯、甘乃迪的座上客，他的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他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

   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著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275页）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弥留之际，他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同上，447页）他虽然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的日记中留下了他生命的灿烂轨迹。

   “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这是叶公超的南开老同学张兹□《挽辞》中的诗句，从《新月》到《学文》到《文学杂志》，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黄金时代。（他虽然也列名于1946年创刊的《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终没有写过一篇文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从他1926年回国到1940年匆匆离开昆明的十四年间，他曾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梁实秋、朱光潜等一大批知识份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相互吸引、相互砥砺，在20世纪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独特的声音。他们大部分有著共同的英美教育背景，深受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薰陶，都是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教授。西方现代文明投射在他们的身上的光和影，照亮了无数青年学子。他们在学术、文学等领域构成的影响正在逐渐改变著古老农业文明社会的面貌。

   然而，血与火的抗战打破了沙滩红楼和水木清华的宁静，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被迫告别了心爱的古都。叶公超南下之后，颠沛流离，辗转于南岳衡山和边陲蒙自之间，最后才在昆明落下脚。他本是一介书生，对政治毫无兴趣。与胡适等始终热情地关注时局、批评现实不同，他在《新月》发表的都是文学批评、书评之类，他没有参与《独立评论》，仅在上面发表过《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两篇文章。他之走上从政之路完全是起因于抗战的大变化。如果没有抗战，这几乎是无法想像的。在他之前，与他有“三同”的温源甯（同乡、同学、同以教授身份进入外交界）先他弃学从政，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曾多次拒绝入阁的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

   在大时代变换不定中，不同的知识份子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其命运往往与性格有关。假如叶公超留在西南联大，他在1949年同样会面临去留之间的抉择，他很可能和胡适、梁实秋等作出相似的选择。即使像吴宓、陈寅恪、朱光潜、金岳霖、贺麟他们那样留下来，他的命运也已注定，思想改造、反右、“文革”……都在等著他。

   一位沐浴过欧风美雨、看到过更广阔世界的中国知识份子，他身上的现代文明因数，注定了不见容于一个一元化的封闭社会。看看吴宓的命运吧，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中，他决不是最惨的──

   1949年前后，吴宓“不从部分友人之劝”，放弃到美国讲学，谢绝去香港任教，更不去台湾，而决定留在大陆，之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教书。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书面检讨还上了《光明日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侥幸漏网，未成为“右派”。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他受到冲击。1959年，他受到批判。对吴宓而言，这一些都还算不上什么，厄运远未开始。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他被列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典型，重点批判对象，剥夺了上课的权利。

   1966年“文革”爆发，年逾古稀的他在劫难逃，被打成牛鬼蛇神，戴上“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大会斗、小会批，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关入“牛棚”……饱受□辱、摧残。因为不说违心话，拒绝批孔，他于70年代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摔断了腿、逼瞎了眼，重病卧床，孤苦无依，晚景凄惨。

   1977年1月，他被妹妹接回陕西老家，一年后（1978年1月）含冤去世。生命垂危之际，神志昏迷的他还在不断低低地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留学西方多年，却不属于自由主义阵营，长期在大学讲坛上教西方文学，却坚持写文言文、旧体诗的吴宓是叶公超的好友，他在1949年后的遭遇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普遍的遭遇，腿残、目盲，“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声音。

   和吴宓一样，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朱光潜、金岳霖、贺麟等许多受过很好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都曾迷惘过、困惑过、也屈服过，他们极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的环境。（其中几乎只有陈寅恪在遥远的华南，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不断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自勉，没有向新时代的新潮流低头）

   朱光潜（1897─1986）1949年冬天就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检讨书。最晚他从1950年就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他翻译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路易•哈拉普著）1951年10月就已出版。他的自我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是，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依然首当其冲，成为北大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还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的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

   金岳霖（1895─1984）也不例外，在1949年到来后，这个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哲学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曾先后参与了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1957年朱光潜对罗隆基的批判也是众所周知的。

   1946年，贺麟（1902─1992）曾发表《学术与政治》一文，一再阐明“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观点。他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在他看来，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不容侵犯、亵渎，它不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也不为经济所左右，为了保持学术独立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所不惜。”（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246─247页）这番话掷地有声，称得上是学术独立的宣言。一个新的、他完全陌生的时代降临后，他却未能守住这一神圣的诺言，反而很快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败下阵来，放弃了学术的尊严，说过许多违心话。

   1951年11月8日，沈从文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时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要“真正做一个毛泽东小学生！…… 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沈虎雏编选《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172页）这位长期远离是非成败的旋涡，一心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当他以烂漫的笔写下了这些话时，也许他的内心是虔诚的。

   从吴宓、冯友兰到金岳霖、沈从文等，都曾以改造物件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检讨、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对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处香港的钱穆“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转引自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影响》，“思想评论网”2003年）

   冯友兰（1895─1990）在“三反”运动中三次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都通不过。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个哲学家竟然为检查的事抱头痛哭。诚如胡适所说的，那是一个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知识份子彻底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在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查后，胡适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乾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

   吴宓苦恋了一生的毛彦文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翻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登载了许多大陆著名学者的坦白书，其中就有吴宓的一篇，他说自己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观点教才正确。毛彦文气得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于此！”（毛彦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39页）

   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或许因为早已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低下高贵的头颅迎合那个时代，吴宓、朱光潜、金岳霖等都逃过了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的灾难，等待他们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运。有学生永远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这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和吴宓临终时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就是整整一个时代知识份子命运的缩影。

   只有将叶公超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将他的命运浮沉、人生机遇看得更清楚。遥想当年，即使在抗战的硝烟中，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他同时代的那些学贯中西的学人们依然孜孜地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在教学之余著述不辍。在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几个月中，南岳衡山掷钵峰下，在如豆的油灯下，汤用彤完成了重要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完成了他的名著《论道》，冯友兰完成了他的《新理学》。钱穆在云南宜良一个山中寺院里写出了《国史大纲》，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和神话的精湛学术著作都是抗战后期的困苦岁月中完成的。

   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文中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著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