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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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应在自由这一边”。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3章《世界的风暴》中提出来的.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和常识理性,深刻地指出了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义”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等违背基本人性所导致的灾难。但是他从不可摧毁的信念出发，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应在自由这一边”。其时，他本人正遭受着国民党专制势力的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在大学的教席，贫病交加，离生命的终点已没有几年。

   这个预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早了20几年。殷海光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后20年，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东欧、苏联一个接一个倒下。他的预言实现了：历史固然在自由的一边。即使在他的祖国，在古老的大陆上也曾发生过震撼世界的自由风暴，虽然最终以流血的告终，但却预示了殷海光的同胞──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类也终将要拥抱自由。暴力可以暂时阻挡人类追寻自由的脚步，却不可能永远阻挡这一进程。当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这个“最后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栖身的台湾，他曾经为自由奋斗、受难的土地上，自由的阳光已经洒满，自由的种子已遍地生长，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当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正好应验了胡适喜欢的那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不少年轻时与他走着一条不同道路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峡此岸踏上了他走过的那条道路，朝自由走去。历史就是这么奇诡。顾准是1915生人、胡绩伟是1917年生人、许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这些殷海光的同时代人，几乎都是青年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以为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满腔热血，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进、刷新历史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免于“反右”的浩劫，即便侥幸漏网的，也难逃“文革”的网罗。

   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以笔为枪在《自由中国》书写了无数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锒铛入狱之后，他也没有屈服过，没有向专横的国民党低下高贵的头颅，继续以充满道义关怀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影响社会，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此而成为5、60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他相比，他同时代（即“5．4”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陆产生影响，却是8、90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比他们同时代的殷海光晚了30年。顾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举国之大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顾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论才开始影响社会。李慎之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应该是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科学史家许良英80年代即以倡导民主与科学著称，但他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90年代中期、发出“宽容呼吁”前后。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陆无疑也要比台湾滞后了大约30年。

   好在，“历史应在自由这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40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类永远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200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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