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２００２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同样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１８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５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６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１９７６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而立之年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９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ＫＯＲ）。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Ｕｒｓｎｓ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Ｕｒｓｎｓ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１９８０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１３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