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文集：我所认识的师涛

不久后，他寄来了他的诗集《天堂的边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诗人，在这个没有诗歌的年代里依然热爱诗歌，继续坚持以诗的方式表达他对世界的感受。他是199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的。当时是《生活晨报》的常务副总编。以后我们只通过、次电话、几次电子邮件，谈的也都是文章方面的事。记得他曾对我说起喝酒，说他在报社负责发稿，有什么“出格”的文章发表，上司叫他去，他只要说“昨晚有点喝多了”也就混过去了。好象是去年春天吧，他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小文《“处女嫖娼案”与宪法教育》，就在他自己的报纸和当地另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他为此专门来过一个电话，随后还寄来了一摞样报。他也偶尔发来一些自己的文章，主要是一些短小的随笔。

因为各自忙于生计，又处在这样一个“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的时代，连平常至交的朋友，交往都变得很奢侈。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在网上陆续读到他的一些评论和诗歌，不禁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毕竟他在官办的新闻媒体谋生，这么敏感的部门岂能容下一个异议的诗人。当然，我总是往好处想，师涛在新闻界从业多年，仅仅写几篇文章、几首诗，批评一下时政，即便犯了禁，得罪了当局，充其量报社将他解雇了事。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加以拘捕。

通过所有这些非常有限的通讯交往，我对师涛的认识也是不多的。一位与他非常熟悉的出版家朋友说，师涛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对朋友很好，但他身上诗人的激情不泯，而且有着始终挥之不去的“6．4”情结。每次要发表犯禁的文字，有朋友劝他用个化名吧，他总是坚持要用真名。这位朋友说，师涛不过是一个普通记者，又有什么“国家机密”好泄露？无非是说过一些真话罢了。说真话难，记者高勤荣曾因为说了真话而锒铛入狱；医生蒋彦永因为说真话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公民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我由此想起了前两天《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长直言，他们巡视了全国2/3的省（市、区），发现官员对他们不讲真话的现象很普遍，已成了一个“带共性的问题”。官员为什么要欺上瞒下、不对巡视组说真话，他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其中之一就是“区域政治环境不宽松，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讲真话除了需要个人的修养胆识外，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两个因素对此影响较大：其一是民主化程度，缺乏民主的地方讲真话的就少；其二是用人导向，……也有个别地方，存在着作风霸道、压制民主的问题，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得到重用，没有形成讲真话的政治氛围。”其实，不宽松的又岂止是“区域政治环境”，“作风霸道、压制民主”，也绝不是“个别地方”的问题，但这番话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讲真话是与民主化程度密切相关的。连官员对巡视组说真话的环境都没形成，普通公民对社会说真话的空间就更加狭小了。言论有禁，偶语得咎也就成了常事。也只有象师涛那样有着胡适所说的那种“书生的天真”，才会直言无忌地说真话，才会不忌惮在一个“缺乏民主的地方讲真话”所带来的风险。

山西有我很多的朋友。那里曾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经想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去山西就可以和师涛见面聊聊。上个月有亲人自山西来，我本来打算给山西的朋友们带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给师涛的，还夹了一张纸条：

　　“师涛兄：你好！

　　“久不联系，托智兄转给你小书一本，收到请告。祝秋安！

　　“傅国涌 2004年11月”

没料到书还没送出，就传来了师涛被捕的消息。我知道师涛此刻已不可能听到我的话，但我还是要对他说，我会留着这本书，等他回来，或许我们喝上一杯，虽然我从不喝酒。

（200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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