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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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想当年，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等诗篇曾经风行一时，几乎成了一个时代最有象征性的声音。那是一个文学彻底沦为政治附庸的时代，或者说没有文学的时代。可是，上个星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新近出版《贺敬之谈诗》而举行的座谈会上，这位80岁的诗人终于不无坦率地承认，“我的创作中确实在处理艺术与政治关系上，有简单化、庸俗政治学的问题。” 贺敬之在生命的晚年能如此检讨那些曾给自己巨大荣誉和利益的创作，这无疑也是需要勇气的。联想起不久前，他公开澄清自己在平反胡风冤案问题上的态度，并强调自己也是胡风案的受害者。这些都表明老年贺敬之内心的清醒和他对后人评价的在意。我是肯定这样的“在意”的。没有这样的“在意”，一个文人就会永远迷失在世俗浮华的烟雾中，看不见自身的缺陷和耻辱，找不到历史的方向。贺敬之能断然说出自己的创作确有“简单化、庸俗政治学的问题”。这样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对一个曾身居高位的政治诗人来说尤为难得。

   包括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等作品在内，在本质的意义上都不属于文学，而属于宣传，是政治的传声器罢了。即便今天那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也不过是世俗污泥浊水中的一撮“烂污”罢了。从御用写作到下半身写作，走的无非都是一条下划线。那里有世俗的种种诱惑，从官场到商场，从权到钱；唯一没有的就是文学本身。我曾写过一篇《无可挽回的空白》，其中有一句话，──“从1949年10月胡风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的那天起，文学在中国其实已死亡了。”很多人可能都不同意我的这一判断，认为太片面了。不久前，一位年轻时被打成右派的老知识分子写信给我，问我在看了胡杰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之后是不是有了新的想法。他说：“总有一天，新时代的中学生‘推荐书目’中会有林昭的作品，来填补这段血腥的空白。”当时我只读过林昭的一些旧体诗和她狱中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所以我在回信中这样说：“林昭血写的诗文在思想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的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她是一个富有文学才华的女性，但由于1957年以后就不断地遭遇各种迫害，甚至锒铛入狱，最后被悄然枪杀，站在文学的角度，从我迄今已读到的文字来看，还不能说已达到第一流的水准。我们不应该为了尊敬林昭、崇尚林昭的气节、思想和反抗精神就拔高她的文学成就。以文学以外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是不可取的，文学有它自身的尺度。我之所以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下如此沉痛的断语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顾准、张中哓、林昭……这些思想史、精神史上的人物一一浮出水面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浮出什么地下文学、抽屉文学的惊世之作。有之，也只有一个如今流亡异域的诗人黄翔，缺乏《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那样的大作品，能有力见证一个民族苦难岁月的文学。这不是以‘一开始呼喊，咽喉就被卡断’一语就能辩护的，那就无法解释顾准、张中晓们在黑暗的隧道里的单兵独进。”

   信还没寄出，我得到了林昭的300行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已重见天日的消息。在友人的帮助下，我读到了这首期待已久的林昭诗篇。这是她入狱前发表在甘肃一个地下民刊《星火》上的其中一篇作品，与贺敬之创作那些“简单化、庸俗政治学”的作品差不多同时。那恢弘的气度、千回百折的旋律、希腊悲剧的风范，都让我想起《荷马史诗》，却比几千年前的希腊作品更为沉痛、更有现实感。老实说，在汉语诗歌中，几乎还没有人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刹那间几乎改变了我的想法。但在多日的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认定，仅仅林昭的一首诗洗，刷不了中国文学界的集体耻辱，改写不了当代文学史。当然，我期待着林昭的另一长诗《海鸥之歌》早日浮出，更期待着她所有血写的文字都能解冻。即使她的诗篇、她全部的文字照样填补不了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挽回的空白。但她的作品注定了要把“可诅咒的时代”钉死在历史的墙壁上。即便我们最终走出了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林昭以生命书写的作品依然将是汉语民族最可贵的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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