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最近，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相关监测机构共同公布的《２００４年中国大学生消费与生活形态研究报告》显示，大学生平均年消费至少在１万元之上，超过了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这次调查历时４个月才完成，全国有３４个重点城市的１２６所高校、上万名大学生接受调查，其中城市生源和农村生源分别占５８·２％和４１·２％，有相当的代表性。调查表明，有６０％的大学生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的拥有率与同龄的工薪阶层也接近。调查中有６７·１％的学生表示“喜欢追求富于挑战、新奇和变化的东西”，２２·９％的学生以“自己的穿着更加时髦”而自豪。这一调查报告让我想起了前些日子媒体披露的校园贫富问题，如今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以贫富划分交往人群的现象，在出手阔绰、不用为今天和未来发愁的官商子女与需要以打工、贷款来维持学业的平民子女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落，同学之间已没有平等可言，代之以家庭出身的贫富身份。

   针对这一日益严峻的现象，有人曾发表评论，感叹大学教育的影响“式微”，“昔日引导和净化社会的大学，本身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大学生平均年消费超过万元，相当比例的学生以穿着时髦而骄傲，高档消费品的使用日趋普及，正是这些加剧了校园贫富现象，昔日的精神净土已不能再免于世俗社会的污染，以读书、求知为志趣抵挡不住滚滚红尘的诱惑，莘莘学子在这样的氛围中感受到的首先是消费、攀比的压力，而不再把学业更遑论真理的追求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精神世界对世俗世界的屈服，本来面对一个浮躁的时代，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给社会保留最后一分元气。毫无疑问，大学本该是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自１９世纪德国伟大的教育家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确立“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这一点已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经过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胡适、傅斯年、司徒雷登等中外知识分子筚路蓝缕的努力，早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从北大、清华、浙大到南开、燕京，无论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或者是教会办的大学，都曾经达到与世界相对接的层次，完全无愧于大学的称号，最根本的就是他们都曾坚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大学精神。大学作为精神文化中心，必须相对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不以流俗的是非为是非，更不以流俗的价值标准取代自身的精神价值追求，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才能作为社会的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影响社会，而不是被浮躁、喧嚣、功利的社会所同化。大学生年均消费超过普通城镇居民年收入，在这一令人惊讶的调查数据背后，正是大学精神流失所导致的影响式微、价值失衡。

   近年以来，高校围墙里时不时有丑闻爆出，名教授剽窃，博导被自己的研究生炒了鱿鱼，院长嫖娼，举世哗然的“朱苏力招博事件”等等，这一切不仅使大学形象受损，而且使大学生自迈入大学门槛的这一天起就不再把大学看作学术的圣地、精神的净土，而是当作自己职业的养成所、镀金所、培训基地。在世俗功利压倒了一切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大趋势之下，现在的学子进入大学首先是为了谋一份职业、一个饭碗，所以大凡是容易找到职业的专业一定火爆，有更多机会发财的专业那就要被挤破了大门，而没有现实功利性的基础学科只遭遇了门庭冷落车马稀，甚至无人问津，有些到了被迫关门的局面。

   教授在大学任教，也鲜有人真为了追求学问。所以，剽窃、抄袭之风盛行，学术腐败时有所闻，即便被曝光了，也是振振有辞，毫无愧疚，照样做他的名流、学科带头人。另据媒体披露，２００４年浙江大学招收的研究生人数已超过了本科生，这也不是孤立的现像，有些学校半天时间通过十来个（甚至更多）博士论文答辩都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像这样流水线生产硕士、博士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是值得打个问号的。这样的大学教育又怎么可能在价值层面、精神层面影响社会呢？又如何能确立起大学教育的权威？

   这一切与这些年来流行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口号有相当的关系，“教育产业化”在本质上是与大学精神相抵触的。大学生年均消费超过城镇人均收入，以及大学校园内的贫富现象，这些问题的凸现都令人深感忧虑，好在教育部已公开宣布不倡导“教育产业化”，如何重新找回流失的大学精神，使堂堂学府恢复学术的尊严，在铺天盖地的功利化追求之外，为莘莘学子提供一片精神净土，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