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老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住在西湖边的一家医院里，刚动过大手术，大约是2003年的秋天，树叶开始飘零，夕阳下，我和80多岁的诗人冀汸第一次见面，他的身体虽然有点虚弱，精神却很饱满，从现实到历史，从社会到人生，我们漫无边际地聊天，惟独没有提及诗歌，确实诗已远离我们的生活。此前，我虽然也曾读过他的诗，但印象早已模糊。第一次对他有了印象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好像是1948年秋天，胡风夫妇来杭州，他们在灵隐有一张合影，记得还有贾植芳夫妇、路翎夫妇、罗洛等人，他们那时都是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当然更多的是相聚的快乐。照片中的人恐怕谁都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厄运。
   
   1955年，胡风被送上祭坛，照片中和不在照片中的许多与胡风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几乎一夜之间就遭遇了灭顶之灾。从此冀汸在炼狱中煎熬了近二十五年。一个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侨之子，少年时代遭逢日本入侵，怀抱一腔爱国热忱，在复旦大学求学的时代，就以诗为枪，将每一个象形文字当作子弹，开始了他的抗战。从《七月》到《希望》，胡风主编的这些文学期刊成就的不仅是一代文学青年的梦，“七月诗派”也早已在文学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当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诗。在诗之外，冀汸也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正当他们热情地讴歌一个新时代，并愿意奉献自己全部的才华时，一张罗网已在他们身后悄悄张开。胡风研究在80年代后几乎成了“显学”，年华老去的冀汸依然默默地在杭城过着他的日子，滚滚人流之中谁会留意这个瘦小的老人？当磨难成为记忆，他没有停步不前，他仍在思考、仍在写作，年过八旬学会了使用电脑，还会发伊妹儿。作为诗人，他已很少写诗，这些年主要写一些随感、杂想，虽然写得也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浸透着现实关怀意识。那次见面，我们自然也说到了他长期的炼狱生活，他说自己的回忆录早已经写
   成，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版，言下不无黯然。

   
   一年后，冀汸的回忆录终于问世，这大概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他的文笔没有张中行式的精致、凝练，同样也没有那种絮絮叨叨的闲言碎语，没有“白头宫女话天宝”的超尘脱俗，更没有怨天尤人或顾影自怜，那是他对“血色流年”的记忆，文字的美丽与否倒在其次。在我看来，他一生的命运无疑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诗篇，这也许比他的诗、小说更加重要。他的苦难已化作民族苦难的一部分，他那诗人的天真中包含的赤子之心，也正是一个民族前行的动力。
   
   流年似水，诗人已老，现在他还住在医院里，他的思想还在继续着。贾植芳先生题写的“血色流年”这个书名，唤醒的不只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的记忆。翻开《血色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我脑子里不时地浮出半个多世纪前他们的那张合影，我同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番话：“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