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世凯之所以选择称帝，其中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原因就是迷信，因为有２个有名的风水先生看了袁家祖先的坟墓，说袁家必出皇帝；袁家男子好几代都没有活过６０岁的，据说只有做皇帝才有可能冲破这个命坎；湖北宜昌岩洞里发现了有着神奇预兆的“神龙”化石（其实不过是普通石笋）……诸如此类的因素促使袁世凯最后下了决心。
   
   不久前落幕的“广州科普论坛”上公布了一份由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权威专家完成的调查报告，其中披露了许多令人大为震惊的数据，每２个中国人中就有１人迷信求签，每４人中有１人迷信星座，每５人中有１人迷信“周公解梦”。无论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几乎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迷信活动。与此构成鲜明反差的是，５０个中国人只有１人具备起码的科学素养（或常识），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二三十年。
   
   有关专家认为，迷信的普及远胜于科学普及的原因既有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国家对科学普及还没有确立一个完善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没有意识到科学普及对公民基本素养的重要意义，财政预算中人均科普的经费低得可怜（乃至可以忽略不计）。科普场馆的建设相当滞后。在日本每２个人中至少就有１个参观过科普馆，而在中国大约４０人中才有一个享受过科普设施。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有的科普场馆也“一切向钱看”，把目光转移到商业性的、有利可图的活动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改变国人科学素养的落后、迷信盛行的现状确实困难重重。

   
   然而，在我看来比起国人科学素养的落后，科学精神的匮乏要更为严重。早在１９９８年春天，已故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就私下对朋友说：“五四”过去快八十年，人们几乎都忽略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学，似乎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整整七年的时光过去了，这位长者也早已离我们而去，看看今天的科普调查数字，我们禁不住想起了老人这一席不无沉痛的话语。他所注视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科学常识的普及，而是科学精神的生根、成长。
   
   何谓科学精神？曾主编《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这部大书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如此概括：“求实和崇尚理性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一方面要求科学家在治学上必须诚实、严谨、尊重实践、忠于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即‘自然界的一致性’）及可知性（即‘可理解性’）。”其中就蕴涵着科学家竺可桢提出的“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老实说，如果没有对这样一种科学精神的崇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２个中国人中有１个迷信”的现状。普及科学常识、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把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从迷信的迷雾中拉出来固然十分紧迫，不过仅仅拥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是远远不够的。我感到更紧迫、也更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提倡科学精神，虽然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物欲泛滥的时代，谈论科学精神确实不无奢侈的嫌疑，但没有科学精神的滋养，我们就不配奢谈什么现代化。
   
   要普遍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改变科学精神匮乏的现状，除了国家要有作为，在政策导向、科普经费的投入上要加大力度、下大决心，比如免费开放全国所有的科普场馆，组织各类免费的科普活动等，教育界要从小学、甚至幼儿园抓起，不要整天就是考试，要多给孩子一些空间，引导他们接近自然、亲近科学，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撒科学精神的种子。当然，媒体也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媒体现在非常关注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但往往只关注他的“黄昏恋”，关注他们夫妻是否过得幸福之类的花边新闻，而不太关心他现在还有什么科学见解，他对提升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有什么独到的看法等。这是严肃媒体应该有的反省。无论科学素养的提高还是科学精神的培育，都离不开一个健康向上的大环境，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毫无疑问，迷信是我们最大的绊脚石之一。这份关于中国科普现状的调查报告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为我们这个曾被李约瑟盛赞过的悠久民族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