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款企业家出门时前呼后拥、保镖如云不必说，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使很多企业家当中出现造“神”倾向，也不是新鲜事了，天津大邱庄已倒掉的禹作敏、江苏华西村退而不休的吴仁宝等都曾经是或依然是不可一世的“神话”。
   
   据最近《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透露，某中等城市的一企业主如果要去所属的企业考察，下属公司必定要提前进行接待演练，连向他送花的人应该走几步都练得准确无误。另一位行伍出身的企业主更玄乎，买下城郊一座山的冠名权，在山脚修建了一个度假中心，山上修建了一个庙宇，庙里赫然高挂着他的头像。这不是最新出现的现象，几年前，在东北一位因将某军工厂扭亏为盈而名躁一时的厂长，当记者采访时，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上上下下无不交口称赞，然而晚上的一台职工文艺晚会却露了马脚:大合唱、小合唱、舞蹈、快板、京胡独奏……丰富多彩，然而所有的节目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歌颂厂长。
   
   这一切在中国的土地上是那么平常，平常得足以忽略不计。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一条新闻，湖北宜化长阳化工公司（简称长化公司）全体职工高唱“革命歌曲”颂扬董事长、总经理，在公司的大会上，公司各部门唱歌比赛，歌词几乎都是 “革命歌曲” 改编的—— 《社会主义好》改成了“鲜总好，鲜总好，鲜总是我们的好领导”；《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宜化发展靠董事长”； 《军民大生产》改成“鲜总经理呀呵咳，好领导呀呵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改成了“宜化大旗高高飘扬，宜化品牌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鲜总，带领我们走向辉煌”；《学习雷锋好榜样》中的歌词有改成“董事长的思想放光芒”。

   
   这些歌词是虽由公司管理人员改编的，但经过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审核，当职工高唱这些歌曲时，董事长、总经理就安然端坐在主席台的正中。这样的中国特色是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他们不明白中国造神土壤的深厚，大凡一个人有了点权，或有了点钱，混得人模狗样了，就会自我膨胀，上行下效，上上下下都是如此。统治者神化自己，让老百姓只看到自己头上的光环，而看不到他屁股上没擦干净的屎，神化的目的是要让人跪在脚下，听他的颐指气使，乖乖地交出自己的独立意志。中国之所以几千年陷于王朝政治的恶性循环，“文革”之所以把造神运动推向极至，都是与整个政治文化有很深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不知生，焉知死”，从来没有超越于人间之上的宗教追求，另一方面又对世俗的凡夫俗子顶礼膜拜，这种矛盾背后透露出的正是一切围绕着世俗权势这个轴心转动的文化心理。官、民所仰望的偶像永远是世俗化的人间权力，是能凌驾万物、指使和奴役他人的一种力量。商崇拜的是钱，钱是另一种世俗权力，并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一个乞丐一旦成了帝王，就是神，君权神授，所以出生之时往往就有预兆，或天降祥瑞，或有神奇异象。
   
   把头像挂在庙里让人膜拜也好，把自己的丰功伟绩编入节目、歌词也好，无非都是要神化自己，自我满足。从这些热衷于造神的企业家身上，我们不难判断造神的时代远未结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同样也是个狂热造神的时代，于是张艺谋造出来了、刘翔造出来了、姚明造出来了……权力舞台上有人一旦得了势，更是鸡犬升天，以神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不到身败名裂决不肯罢休。与此相比，那些小打小闹的企业家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嬴家通吃，历来都是我们基本的社会法则。一个人篮球打得好，跨栏跨得快，歌唱得好，或者会演戏，就变成一好百好，什么好处都往他身上摞，一夜之间就可以从人变成神。一个人官只要当得大，手握权柄，自然一定是英明神武，天降斯人，而蕓蕓众生也早就习惯了仰望的姿势。
   
   我们与先进文明国家的差距固然很大，不过千差距、万差距，最大的差距在于，我们这里只有神和拜神者，惟独没有人。一片人很难被发现的大地，注定了是繁殖神的最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