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苛政猛于虎”，指的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不堪重负。如今，中国高校的学费也让人禁不住感叹：学费猛于虎！不久前，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办的“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学费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农民１３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４年花费”等尖锐的问题。专家指出，从１９９５年全国高校学生年均学费８００元左右，到２００４年已涨到了５０００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一般在６０００元左右。住宿费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０元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过万元，这和全国学联公布的《２００４年中国大学生消费与生活形态研究报告》的结论差不多。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２００４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纯收入还不足万元（约为９４２２元），农民年均收入只有２９３６元。按４年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４·２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１３·６年纯收入，这还不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其他费用。（据《广州日报》报道）高校学费之不断涨价确实脱离了基本国情，涨幅之大、涨价之快远远都超过了普通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幅度与速度。难怪有学者发出了 “学费猛于虎”的感叹。
   
   我不明白的是高校在不断扩招、规模不断壮大之时，难道一定要伴随着学费的不断膨胀吗？现有的高校学费标准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你尽可以列举经费之不足、办学之困难，乃至国外发达高校的收费标准等，但这些理由都很难解释不了为什么需要一个农民１３·６年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毕竟高校不是一个赢利性的商业机构，它首先是一个公共教育部门，是以育人为本，是为了提升本民族的基本素质，其目标应该是非功利性的，更遑论从中牟利。有人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当作产品看待，把办学当作摇钱树，完全是与教育本身的目的相背离。难道我们可以想象张伯苓先生所办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是为了赚钱，老是要在学费上面做文章吗？这样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办不好的。现在高校学费猛涨的背后到底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拼命扩大规模，专科要变学院，学院要变大学，专业性的要变综合性的，已经是重点大学的更要“创世界一流”，片面地追求硬件上的高指标，一味在大面积、高楼大厦、自动化上面做文章，盲目地圈地、建楼、添置设施，仅凭现有国家财政拨款自然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些胃口，所以就打起学费的主意了。另一方面，各个高校之间热衷于攀比，不是竞争学术、教学上的贡献、成果（即使比也是按现行那些冷冰冰的量化标准来比），而是比操场面积、绿化面积的大小，楼堂馆所的多少，办公室的漂亮与否，乃至学生数量等等，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不无狂热的攀比氛围。

   
   实际上他们都完全曲解了大学之“大”，大学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然而，在如今的办学者当中，又有几个人真的将这句话当回事？如何回到高等教育本来的目的上，放弃那些急功近利的追求，包括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学费标准，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此时，对比一下七十年前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也是很好的清醒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们的大学大致上有国立（包括省立）、私立、教会三种形式，收费也有差异。一般国立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等）有国家专款支持，一个学生每年学费约２０到４０银圆不等，有的收住宿费，有的不收，师范类的院校则全国一律不收学费、住宿费。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学费每年在４５到１２０银圆之间，而燕京、协和、岭南等有“贵族学校” 之称的教会大学每年学费（包括杂费、住宿费等）大约在１６０银圆左右，也有低一些的。
   
   对此作过专门研究的陈明远先生说，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均工资大约２２银圆，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就相当于工人一两个月的收入，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于工人年均收入的１/３，即使教会大学的学费也不过是工人年均工资的２/３。他根据购买力和物价指数等因素进行过一番换算，国立大学的年均学费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６６０元左右人民币，私立大学相当于现在的２７００元，教会大学相当于现在的４８００元。这样的换算未必精确，但我们由此不难看出，一、如今高校学费的起点恐怕也超过了当年“贵族学校”的收费标准（因为那里面已包含了住宿、杂费等）；二、师范院校免除学费、住宿费已成为历史；三、过去一个工人可以轻松供养孩子上大学，如今却再也轻松不起来了，更不要说农民。当然，我们知道即便是过去那样的学费标准也是广大农民承受不起的（师范类例外），但而今摆在我们眼前的沉甸甸现实是 ——一个农民近１４年的纯收入才供得起一个大学生。高校的学费是不是到了考虑一下我们国情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