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众多，其中农民占大多数，文化素质低下，是既得利益和帮闲文人拒绝民主、反对三权分立的主要理由之一，也迷惑了不少人。河北邯郸兼庄乡的农民完全从朴素的观念出发，将集体财务审核章一劈三瓣，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分别保管，村级财务只有经过三人逐笔审核，全部同意盖章，三章合一后才能下账，用“三段章”的土办法化解了长期以来财务监督缺位的大难题。
   
   有学者将这个分成三瓣的公章称为“攥在农民手里的虎符令牌”，《中国青年报》评论说：“‘三段章’制度，由农民自己创造，看起来土得掉渣儿，但实际上却暗合‘分权制衡’的高深原理。有实效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民主没有土洋之分。”这是从中国的根部自行生长出来的，不是精英在书斋中绞尽脑汁的制度设计，而是农民在社会实践中的创举，是从当年管仓库的“三把琐”发展而来的。我们由此不难想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并不必然是民主的障碍。
   
   无独有偶，也是在河北，因蒙冤入狱、名动一时的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不久前在“大午集团”推行了“三权分立”，即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相分离，三项权力不能互相兼容，拥有所有权就不能决策，也不能调动自己的资产，而拥有决策权就没有所有权和执行权。孙大午和妻子刘蕙茹拥有企业的产权，他们的后代可以继承产权，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的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是监事会无权决策，也没有任免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董事会由企业内部人员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行使企业的投资等决策权，但是无权干涉经营。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经营权。由监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共同制定一部企业内部的“宪法”，以确定和保障实施企业的这些规则。孙大午把这种独创的模式叫做“企业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的‘宪’就是对三权的限制，对所有权有限制，对决策权、执行权同样都有限制。”这是孙大午“整整思考了一年”设计出来的。

   
   从一个公章分三瓣到大午集团的三权分立，实际上都是要在制度层面解决权力制约问题。在主流文明国度，权力制衡早已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专制主义土壤深厚的土地上，这些无疑都还是新生事物，但它们根植于大地深处，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纸上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底层农民和农民企业家的思考、制度创造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不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