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一生都远离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或团体，早在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诞生，因为他在故乡浙江上虞的社会声望，很有可能在普选中被选为县议员或省议员，但他无意问政，特地把原来的字改为读音接近的“丏尊”，“丏”字近“丐”，选票上很容易写错，这样到了开票时，他便可以不认账。结果，普选并没有举行，但他此后却以“夏丏尊”之名为世人所知。
   

   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再到开明书店编教科书、主编《中学生》、《新少年》等杂志，夏丏尊把教育当作了自己终身的事业，他首先是教育家，桃李遍天下，丰子恺、傅彬然、曹聚仁、柔石、贾祖璋、魏金枝以及“湖畔四诗人”等都是他的学生。他也是自成风格的散文家，被称为“白马湖散文流派”的开创者，他同时还是有成就的翻译家，一册《爱的教育》曾长期风行不衰，在１９２６年问世后的二十多年间至少重印了三十多次。
   
   夏丏尊在上虞白马湖畔任教的那段历史更是让后人倾慕不已，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正是他和经亨颐、朱自清、丰子恺等一起将一所掩隐在湖光山色之间的小小民办中学办得生机勃勃，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有所谓“北南开，南春晖”的美称。他在湖畔住过的小屋“平屋”也成了多少人向往的圣地。不久前，我和家人、朋友到白马湖追寻他们当年的踪迹，，被污染的湖水已泛不出当年的波光，物是人非，感怀不已。我们沿着平屋后面的山道，找到了夏丏尊先生的墓穴，在青山绿树之间，他已长眠６０年，但我们忘不了他的人格风范、道德文章。
   
   １９２０年，夏丏尊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曾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北伐时期，毛曾对熟悉的人说过，夏丏尊先生不了解政治，但对他的人格表示敬意。像夏丏尊这样干净的知识分子人格又岂是一个专制魔王所能想象的。“不了解政治”并不意味着夏丏尊就会苟安在温暖的屋檐之下，畏畏缩缩，对现实的丑恶与黑暗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十分了解他的漫画家丰子恺说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平、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他都要皱眉”。他曾告戒自己的学生：“黑暗势力是会没落的。但在没落之前，它一定要挣扎，犹如人死之前有一度‘回光返照’一样。在它挣扎的这个时期，大家是要饱受痛苦的。”
   
   １９０９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鲁迅等同事一起参加发起著名的“木瓜之役”，驱逐了顽固、复古、专横的监督夏震武。五四运动时期，浙江一师之所以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与倡导“与时俱进”的校长经亨颐、与他们这些有新思想的老师分不开的。他被誉为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受到守旧派的嫉恨和学生的爱戴，在１９２０年发生的“一师风潮”中他和经亨颐、陈望道等坚决站在学生一边，毅然发表辞职声明。
   
   他本人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在１９２７年的白色恐怖中他却在开明书店帮助、掩护过一些左翼青年，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叶天底被捕，他写信给当年同为“四大金刚”之一、已是教育部次长的刘大白，希望出手援救未成。接着，另一位学生、浙江最早的共产党人宣中华也被杀害，他沉痛地发出了“宁愿早死，莫做先生”的慨叹。以后他埋头于教育和出版事业，但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没有选择沉默，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在回答《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提问时，他说：
   
   “……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烦多，连撒屁都有捐。
   
   ……我梦见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只是些印得很好看的纸。
   
   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
   
   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死人。
   
   我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
   
   抗战胜利以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不法行径和贪婪的丑态，他在《大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的文章：“为政不在多言，为政者所言的就是其所行。为政者有政权在手，说得出的理应做得到，决不会像好话符咒似地没把握，可以不负职务上的责任。可是目前的政治情形，大有叫人哭笑不得之感。目前政治上的黑暗的坏的方面，如贪污、横暴、不法之类且不谈，即就其光明的好的方面看来，也大半叫人失望。为政者所发表的政见并非不好听，所颁布的文告也着实冠冕堂皇，若论其效果，大半不甚可靠，犹如好话与符咒一般。”
   
   作为出版业的一员，他尤其有话要说。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中国书业的新途径》，认为“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的书业（或出版业），在抗战结束、百废待兴的日子里，应该有所改进，他提出一系列想法，目的是要让“日新月异的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顾及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改变各书店把目光都盯在教科书、教辅读物上的现状，开拓视野，多出“杂书”。比如他建议将编辑出版环节和发行环节分开，组织联合书店，将出版社与书店分开，将各书店发行部化零为整，节约成本，书店只管发行，不管出版，互惠互利。这是他在从事出版业多年的一些思考，也注定了要载入中国出版史册。
   
   还有不能不提的是，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上海后，他因衰迈未能转入大后方，继续留在租界“孤岛”上，从事一些有益的教育文化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他和章锡琛等知识分子一起被捕，在日本宪兵队十天五审，这位留学日本的一介书生却并不屈服于强敌的淫威之下，他拒绝用日语回答审问：“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问他是否主张抗日，他的回答是：“这先得问问你们的行动是不是侵略，谁都主张抗你们。”年过半百的他以多病之身保持了凛然正气。
   
   夏丏尊去世，有意利用他声望的共产党，很快就在重庆《新华日报》（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７日）发表社论，对其精神风骨推崇备至，称他是“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将他和张东荪、许广平、陈瑾昆、吴承仕等一同称为“真正的仁人志士”，认为他的死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不过这一切都不是夏丏尊想到过的，也不是他所要的。他是平和的、平凡的，也是不朽的。他和叶圣陶等人都是开明书店风格最好的体现者，他们认真、严肃、一丝不苟、诚挚笃实的为人做事作风背后乃是他们包容、达观和执着，他们谦逊、温和的风度中蕴藏着刚正不阿、勇于担当的品格，他们从来都不是政治中人，但他们鄙弃“好话和符咒式的政治”。
   
   夏丏尊生于１８８６年，殁于１９４６年，只活了６０岁，他少年时倾向的是无政府主义，曾经想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自耕自作的新村，没有实现，我们只能在春晖中学的实践中隐隐约约地找到一点新村理想的影子，但他从来没有以什么主义标榜，只是提倡人格教育，他在本质上是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