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博导王永成被他的九名博士生联名“罢免”，理由是他们成了导师的赚钱工具，被迫长时间替一家以王永成夫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做项目，简直成了他的私有雇工，每月给他们发几百元辛苦费，还要美其名曰“助学金补贴”，而对他们的学业疏于指导，几乎没有学术讨论和交流。可就是这样一个只商不导的“博导”，竟然多次获得“优秀导师”的称号。这样的事在高校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不是孤立发生的，其中反映出现行导师制的积弊和缺陷所在，而且折射出了现行高校管理体制及办学理念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中国教育有私塾、书院制的传统，讲究的是师道尊严，一旦连师道都不讲了，学校就有可能滑向商业化的轨道，在教育迅速产业化的同时，导师（尤其是那些理工类高校）就会商人化，研究生自然就成了他们最廉价的雇工，问题恐怕不单单出在王永成一个人身上。透过这一媒体曝光的事件，这样的导师制确实也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本来导师制起源于英国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大学。1940年，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曾推行导师制，每个学生可以自己选定一名教授为导师，导师要经常找他谈话，从治学、做人等方面给予指导，和现在的“商人”导师不可同日而语。

   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的费巩在《施行导师制之我见》演讲中指出，做老师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他们为人立品之道。他说：“吾们求学，要同时学做人，学做大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否则学养不足，即使在校时是志趣高尚的，一入社会，经不起恶势力之诱导，便给同化了。必须学校造就出来的人才，个个有品德，品学兼优，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中国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当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所以，训导训导，还是导重于训，训导音近熏陶，还是要从熏陶、陶冶、感化著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

   拂去岁月的尘埃，费巩阐述的导师制思想依然闪烁著金子般的光芒，由于他在浙大学子中的崇高声望，甚至一次就有37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做导师。浙大的导师制也确曾对一代学生的人格培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不少当年的学子对导师制仍念念不忘，导师与学生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比如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许良英与他的导师、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在这样的导师制下，导师对学生首先是做人的楷模，然后才是授业解惑。在这样的导师制下，既不可能发生导师将研究生当作赚钱工具的闹剧，也不可能发生研究生联名炒掉导师的新闻。

   而像现在这样的导师制，即便在实行得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灌输一些现成的知识，而不是启发新的思想、方法，重视的只是技术的传授，而完全忽略人格上的熏陶。导师最多只过问学生的学习成绩，至于品行、思想如何，一律不予闻问。商业化、机械化、形式化和规模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研究生（据说一些高校在本科生中引入了导师制），或许也有一些专门知识（甚至有些人在细分的专业领域还很出色），不用说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更不用说什么品行、德行的熏陶了。一方面因为导师本身并不负有这样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导师“老板”化，忙于追逐金钱和种种现实利益的情况下，即使他们对学生有所熏陶也只是王永成式的熏陶罢了。在导师制被肆意扭曲的今天，重温浙大当年的导师制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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