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网文称杭州是个女性化的城市，男人普遍女性化（大意如此）。如果站在灯红酒绿的十字街头，或者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歌舞升平中，乃至在吒紫嫣红的媒体上，确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住在杭州的网络活跃人士温克坚随即发表了《杭州有汉子》的帖子， 指出“但是隐藏在繁华都市后面很多普通的面孔却以他们的智慧和担当注写了这个城市坚韧的品格。这个城市并不缺乏汉子。”更能证明这一观点的还是他对刘进成、席传喜两位杭州汉子的访谈。

   与南京拆迁户翁彪选择了激烈的自焚不同，刘进成在维护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时创造了穿白大褂宣传宪法这一独特的维权方式，不惜为此付出被治安拘留的代价，那是2003年的春天。他联合116位公民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式，废止国务院《拆迁条例》，他和数百名公民联名提出“公平补偿”入宪的建议，从争取自身权益走到自觉地投身宣传、维护宪法尊严这一步，他完成了一个现代公民的转型。这位原本普通的退休教师，因为《南方周末》《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的报导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刘进成今天已成为拆迁户合法、理性维权的代表性人物。

   席传喜的故事开始得更早，早在1999年5月，他因房子被强行拆除后，“未获安置及分文补偿”，而贴出了“出售人体器官”的“广告”，在杭州轰动一时，当时的《浙江青年报》还在显著位置作了报导。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漫长的为拆迁户维权之路，成为民间有影响的“拆迁问题专家”，外地（甚至有外省）的拆迁户都会找他请教。他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过去我们的普法，“都是仆人在给主人普法”，相当于“物管在给业主普法”。所以他要勇敢地站出来，给“物管”普法。从叫卖“人体器官”走向“业主”给“物管”普法，席传喜的传奇本身就富有深刻的教益，这正是公民意识成长的一个可喜的信号。

   有了刘进成、喜传喜这样的汉子，杭州就不算太女性化。何况西湖边还有一个“海德公园”，老百姓在那里无所顾忌地发牢骚、议论时政。更何况杭州还有一个被世界遗忘的、铁骨铮铮的硬汉陈龙德，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然而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就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虽九死犹未悔，几入牢狱，始终坚贞不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为了捍卫做人的尊严，他在铁窗中甚至以死相争，落下了终生残疾。午夜梦回，我为他的残疾之躯和凄惨命运黯然神伤的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民族拥有这样的热血男儿而无比骄傲。他的存在足以让汉语世界的所有豪言壮语失色，让那些精雕细琢的道德文章失重，他才是“真的猛士”，和亿万苟存喧哗的平庸生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进成、喜传喜、陈龙德……，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城市有著血脉相连的关系，他们的故事或许还抹不去“杭州男人女性化”的阴影。而实际上，自古以来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里一直就有截然相反的两面，既有夜夜笙歌、袁子才与苏小小认乡亲、评比“花国状元”的南宋遗风，也曾养育了于谦、龚自珍这样有骨气、有担当的热血男儿，它也是岳飞、张煌言、徐锡麟、秋瑾、章太炎、史量才他们的埋骨之地。正如与妩媚温柔的西子湖相对应的还有汹涌澎湃的钱江潮。

   陈龙德、刘进成、喜传喜们都生活在杭州社会的底层，无权无势，但他们都是摆脱了奴才意识、臣民意识的公民，他们争取公民权利和做人尊严的实践就是一部远比文字动人的历史。有他们在，这座被白蛇的神话和梁祝的传说所萦绕的千年古城就不致于太“粗鄙”、太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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