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文集：储安平正在时间中复活

储安平正在时间中复活
走近储安平我孤陋寡闻，直到1989年夏天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至诚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一针见血的见解，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摔给前后两个政权的“一场烂污”等断语都让我触目惊心、永生难忘。
   此后我便开始留意储安平的文章，但只是在１９８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中读到过他的五篇文章，当时就毫不犹豫地复印了下来，并装订成小册子，经常翻阅。这大约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这一年，在《读书》杂志的补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个谢泳先生早就在读《观察》旧刊，研究储安平和《观察》，不禁心向往之。
   从那时起，读到储安平在《客观》、《观察》时期的全部政论，几乎成爲了我生命中的渴望之一，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98年夏天，我偶尔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储安平文集》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处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书。当年秋天，当我在书店一见到此书时，心中确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激动，连翻都没翻，就立马掏钱买了下来，尽管书价不低。
   当《储安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终于面世时，离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已足有三十二个年头。编者张新颖说：“储安平基本的重要著述大致都搜罗在这里了”，我满以爲这下可以领略到曾经打动过千万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可是当我在“文集”下册第３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爲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
   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简编” 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我都有幸读到过。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也因此，那些被删节的句子、段落和仅“存目”的篇目，很长时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隐痛。好在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邮购了一套，总算了却了读一读储安平和《观察》的一点微小心愿。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4段：标题分别爲《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编者删节的是《共产党与“国家”》中的一句：“过去外蒙之爲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麽问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爲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简编，23页）
   全文未收，仅存篇目的是《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爲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爲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爲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爲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爲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産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简编，25、26页）
   其实，王实味的死早已说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质疑，更不许批评的。《中国的惊雷》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盛赞延安之余，对那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1947年3月8日，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储安平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的政局》一文，锋芒所向当然主要是国民党当权者，但也涉及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评价。文集虽然收入了这篇分量很重的政论，却作了三处删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35页）
   我要感谢“简编”的编者，他们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历史、忠于原作，收入了这些文字，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码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编者强多了。从1947年到现在，一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储先生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戮与罪虐的人间蒸发也已经36年，然而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他的那些评价和判断依然新鲜如昨。这是储安平在1949年前夜对共产党的认识。
   储安平，不愧爲一代“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对时势的见解那样洞若观火。像他这样看问题一针见血，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让后人叹爲观止。我爲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生命感到灵魂的温暖。老实说，迄今爲止，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什麽人敢说超过了储安平当年甩给历史的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産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历史大转型之际，知识份子中有如此先见之明的人几乎凤毛麟角。以傅斯年之明，1949年在去留之间也曾犹豫徘徊过。有了这样的论断，储安平就不会死，他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尽管他给这个欲哭无泪的无奈时代下了先知般的预言，他自己既没有选择离开，更未能逃过一劫。
   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储安平文集》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毕竟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曾以言论报国爲天职的储安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得感谢编者的搜罗和成全之功。在文集下册第3页有一条不起眼的注解，编者说：“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産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半个多世纪后，重读储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我们依然只能望洋兴叹──“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産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爲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爲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産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 63页）
   “爲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同上，65页）
   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著，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爲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以其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爲国家前途著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爲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回圈，互爲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同上，56─57页）
   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爲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爲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同上，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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