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年轻时曾是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学编辑。不久前，我读到她的《再见雷震》一文(《读书》2004年第2期)，文中写到1988年雷震案终于真相大白后，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为雷震翻案，当年诬陷雷震的关键证人刘子英却突然离开了台湾岛，临行前夕给雷夫人宋英留下了《辩诬》一文和忏悔信一封，此时离雷震去世已近十年。读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直至嚎啕大哭了一场。刘子英在信中说：
   
   “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名不见经传的刘子英到底如何成为诬陷雷震的工具，聂文语焉不详。正好这几天读到了南京学者范泓的《雷震案背后的故事》一文(《老照片》第33辑)，这才明白“雷案是怎样炼成的”──
   
   1960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的《自由中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他的悲剧命运因此也就注定。罗网迅速张开，情治机构最初想找的不是刘子英，而是马之□，但这位与雷震并无深交、“对政治向无兴趣、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拒绝出卖人格，昧著良心和当局合作，而另一个与雷震关系更深、多次受过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在威逼利诱面前，却很快就跨了下来，“自白”是邵力子妻子傅学文派到台湾的“匪谍”，而且早就向雷震说明。这让国民党黑暗势力大喜过望，一场以“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构陷入狱、掩天下人耳目的独角戏就此完成。

   
   在这出历史剧中，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刘子英的背卖，在人权根本没有保障的时代，浮漂在黑暗中的孤岛上，刘子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强大的无所不能的暴力机器面前，确实连一只蝼蚁都不如，他选择出卖雷震以求自保是那么正常。在构陷了雷震之后，刘子英照样被判了12年，当局给他的回报是“养其终生”，即便在狱中也享有零花钱之类的特殊待遇。
   
   我吃惊的是雷震夫妇对刘子英的宽容与谅解，当雷震后来了解到，刘子英被捕后关押在台北警备总部保安处的黑屋子里，“四周无窗户，不透空气，不见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阴森可怕，被囚于此者无不肉跳心惊，以为个人的末日将至也。”他明白，“关在这里的人，都是为著逼供的，和过去屈打成招则毫无二致……这里的方法，是精神压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溃”，何况“有时也兼用酷刑”。而且以雷震阅世之深，他岂能不明白，就算没有刘子英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他的十年牢狱之灾也是无法幸免的，刘子英只是蒋介石专制集团用来整治他的一个小小工具罢了。所以，当1970年代有人告诉他刘已获释时，他当场就问：“刘子英已经出狱，为什么不来见我？”语气是那么平静。更难得的是雷夫人宋英──这位曾为丈夫奔走呼告、类似俄国十二月党人妻女的伟大女性，也对刘子英表现了足够的宽容、谅解，刘在忏悔信中说：“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
   
   这封信是1988年8月写的，离震惊台湾乃至国际社会的雷震案发生已相隔二十八年之久，而且雷震生前也未能听到这样的忏悔，这真是一份迟到的忏悔，来得太晚、太晚了。两年后刘子英在重庆黯然离世。哪怕当事的雷震夫妇早就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世人也无法宽恕他，历史更不会谅解他，即使他拥有一万条出卖良心的理由，有了马之□的存在，他就永远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在人格的天平上，他连一根鸿毛都不如，在1960年秋天他作出选择的那一瞬间起，他实际上就已经死了，他的肉体生命的苟全，正是他精神生命死亡的见证。但他留下的忏悔信不是无足轻重的，尽管迟到了十年、二十八年，忏悔总比不忏悔要好，他终究是在肉体生命结束之前表明了他的心迹，正如他自己所知道的，是非曲直，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老实说，我们这个民族缺乏的就是忏悔、反省的精神，有些人明明干过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时代转换之后却死不认帐，冠冕堂皇、信誓旦旦地以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拒绝任何忏悔。把历史上干的那些丑事统统掩盖起来不用说，反而涂脂抹粉，摇身一变，以道貌岸然的道德传教士面目出现，俨然是文化名流、社会精英。这样的人与刘子英相比自然是等而下之了。刘子英并不会因为其最后的忏悔而免于千秋的骂名，雷震夫妇却将因他们对刘子英背卖行为的谅解而更显出人格的高大，这是什么样的强权都篡改不了的历史。
   
   5/7/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