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董桥的一篇《年轻萧夏林的愤怒》曾被中文网络广泛转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5日）。应该说董桥对萧夏林的不满也带著他特有的文化温情，一如他喜欢杨绛的文字，字里行间有一种早已飘逝的文化忧伤。但我读出的更多是他对大陆现实和历史的隔膜，毕竟他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他尽可以悠哉游哉地赏玩他心爱的碑帖、印章、砚台、国画、线装书，写他富有才情的评论。在盛名、鲜花和掌声中，遥望大陆，也许他永远都理解不了「年轻萧夏林的愤怒」。
   
   他不知道萧夏林的愤怒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愤怒，他愤怒的不仅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和那些文学先生」、「文学女士」们，而是文学背后的这个时代，这是一个甚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把犬儒当智慧，把无耻当荣耀，把肉麻当有趣，回避所有的真问题，以想像代替现实，以一己的安富尊荣代替了良知的担当，这样的时代注定了充斥著以丑为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难怪一部稍微触及了一点现实的《中国农民调查》就会洛阳纸贵，轰传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文学的全面沦丧只不过是整个时代沦丧的表现，拍案而起的萧夏林和冲冠一怒的焦国标一样，他们都是热血未冷的华夏之子，面对这个时代的真实痛苦，他们愤怒地发出了人的呐喊，他们的观点或可有商议之处，他们的文字也许比不上杨绛的「炉火纯青」，但他们的声音更加真实，更能穿透这个时代表面上的花花绿绿、繁华鼎盛。
   
   董桥理解不了「萧夏林的愤怒」，首先来自他对这块古老大陆的隔膜，他生活在自由尚存的香港，在自由的制度环境和自由的语境下，他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值得奇怪。其次，作为一个华人世界的文化名流，他与大陆的交往大部份局限于和王蒙之类「知识精英」之间，在三种「精英」早已结盟的时代，他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精英」的大陆，与亿万求生存、求温饱的普通老百姓是根本隔膜的。所以，他会耿耿于「萧夏林的愤怒」。他对王蒙的好感，他对杨绛「纯青的笔力和晶莹的文思」的赞叹，都是因为隔膜所致。

   
   董桥的温情明显带有晚明小品的余温，带有周作人1928年后在苦雨斋中品茗的超越，他的全部才气包含在这个「董桥式」的句子中：「社会主义的《大宅门》和《大染坊》果然只能靠一批红顶商人谄谀的星火才点得亮《天下第一楼》的那几盏红灯笼，谁还顾得了钱家冷落的庭院和杨绛夜半的清泪？」那是曾经倾倒了多少读书人的句式。但他缺乏的是这个句式背后的承担，承担起和生存、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命运。
   
   我无权要求董桥先生，他从来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之外，他也不可能来承担与这个民族共同体共同的命运。所以，他眼里王蒙的犬儒、无耻是次要的，杨绛「白头宫女话天宝」的自我超脱、自我赏玩、自我抚摩、自我神话是次要的，他在意的是他们「容易亲近」的、「好看」的文字，在意的是与他们「短暂而欢愉的交谈」。
   
   说实话，我很喜欢读董桥的文字（特别是那本《没有童谣的年代》），我也佩服钱钟书那些「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学问，但在一个历尽劫难的老大民族向现代文明的门槛迈进时，在我们力求从一个奴隶成为一个人时，这些都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与其在这些文章、学问之间消磨时光，还不如多想一想，为甚么我们想做一个有尊严的、独立思考的人都是难于上青天。
   
   5/2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