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汀《Omay 海上保险：法律与保险单》译后记
   编、译、著漫谈
   
   自人类诞生以来，对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贡献最大者当属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法学家，诗人及翻译家，一言以蔽之：学者。顾名思义能著书立说的人。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盖世英雄，诸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拿破伦，华盛顿，斯大林，罗斯福，希特勒；秦始皇，刘邦，李世民，成吉思汉，康熙，毛泽东，蒋介石等；人们均对其顶礼膜拜，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从根本上言，人类对真正的大学者，始终怀有挚诚的敬意，仰慕，臣服之心。古希腊之伯拉图，亚里士多德；近现代辈出的西方伟哲，培根，斯宾诺莎，芦梭，洛克，康德，黑格尔，弗罗依德，叔本华，尼采，托尔斯泰，蒙田，巴尔扎克，迪更斯，马克吐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素，海克耶尔，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李敖……均受到了全人类或中国人的千古敬仰。 “立功，立言，立德”被人们称作人生的三大境界。前者谓之立功，后者可谓立言，既能立功，又能立言，还能立德者乃圣人是也。
   

   正因为如此，立功者或是须流血牺牲，或得有雄才大略，或得拿出令人信服的东西，故难以作假；但学者则不然，假冒者有之，辜名钓誉者有之，名不符实者有之，平庸无能者亦有之；虽然秦始皇书坑儒460名；朱元章大兴文字狱烂杀无辜读书人无数；清初四朝，更是大兴特兴文字狱，对读书人进行残酷的思想压制，对于任何不符合统治者胃口的学人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最终导致万马齐喑；然而这一切与反右与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思想镇压，均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耳；自1949年始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发展到后来政治上成为“臭老九”，经济上变成了“手术刀不如头刀”“研究原子弹不如卖荼叶蛋”。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能捞个学者，教授，博士的头衔趋之若鹜，盖名利相得益彰也。
   
   如今中国学人又逐渐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再次受到国人敬重。中国每年出版的各类出版物总数据称已雄居世界第一。但出版物的质量究竟如何？
   
   著书立说当然是一等学人为之，问题是有能力有水平有资格著书立说者，其实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仅占学者中不到5%。而能流传导千古，百世流芳者则不到万分之一耳。
   因此书架上尽管每年有成千上万种新书面世，真正属于著作者少得可怜。然而几乎每一本书封面均堂而皇之地载明某某“著”或“编著”。
   
   编书即将现有的人类智慧成果已出版的各类资料按一定规则加以编选，排列，组合整理的出版物。绝大多数现行的教科书充其量仅是编而已，其中著的成分少得可怜。
   
   译书则是将市场上已获公认的名著从一种文字传译成另一种文字的再创作成果。译书表面上无需译者独立构思创作，仅乎很容易，其实一旦真译书，而且怀着不自欺欺人，高度负责的心态译书，人们必将发现译书实际上远比一般的编书难得多，比一般的编著也要难，即使比纯著述也容易不到那儿去。
   
   一个国家民族是否文明，是否发达进步，从该国的出版物，国民对著书立说的心态，对学者的敬重程度，可以作出基本相符的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发达程度与该国对待知识分子，学者的重视敬重程度成正比。
   
   著书立说最忌虚假，因此要求学者著书时必须注明其资料，观点来源出处，不注明出处无异于盗窃，在我国小偷偷窃他人财物500-2000元以上即构成犯罪，而中国不少书籍的作者，公然抄袭剽窃他人作品，从中获利数万数十万者大有人在，却不受任何追究，恐怕这正是我国图书出版市场如此鱼目混珠，伪劣假冒书籍充斥书市的根源。
   
   《哈弗大学学习指南》开宗明义宣称：“独立思想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厉的态度，反对把他人的著作或者观点代为已有，即所谓剽窃。每一个这样做的学生都将受到严厉惩罚，直至被大学驱逐出去。当你在准备任何类型的学术论文，包括口头发言稿，平时作业，考试论文时，你必须明确地指出：你的文章中有哪些观点是从别人的著作或任何形式的文字材料上移入或借鉴而来的。”
   
   美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与先进不无与此种诚实学风有关。中国欲进入世界主流，赶超世界先进，难道不也应当如此吗？
   
   诚信乃人之安身立命之本。如果一个国家连学术都腐败不堪的话，若连学者们都丧失了诚信这一人类最高美德，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文明进步的国度，其是否还有资格参与世界竞争是否能够存在都是个问题。
   
   郭国汀（Thomas G.Guo）
   2002年10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