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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恶霸”案刑事申诉状 “反革命恶霸”案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郑X，男，27岁，汉族，干部
委托代理人：福建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郭国汀律师
我因郑冠岑“反革命恶霸”一案，不服长汀县人民法院1951年11月15日之刑事判决，兹申诉理由如下：
我是被告人郑冠岑（1951年被误当作反革命恶霸处死刑）之孙，据我的委托代理人调查掌握之原始证据，我认为对我祖父之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检举揭发材料或审问纪录，亦没有任何供述、坦白交待材料。反之，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此案属冤、错案。特此恳请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重审本案。
郑冠岑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受到极为严格、良好的教育；其父郑克明系晚清进士，内阁中书；曾任汀州中学监督、县议事会议长、商会会长，是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余祖父1924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法律专业，历任长汀县民众讲座厅主任委员、县立图书馆长、民治日报社社长、福建省四区训练班教育长、长汀师范国文教师，长汀一中历史教师，曾于1941年1月至43年12月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1943年3月至6月曾赴重庆中央训练所学习。他一生清廉正直，从未做过坏事。因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之争斗，于1943年底愤而辞职，从此完全依靠己之劳动挣薪维持一家大小生计。
1951年1月因遭人陷害，郑冠岑被误当作“反革命恶霸”处死刑，祖遗房产全被没收（证据一）。我认为：对郑冠岑之指控、定罪、处刑毫无事实根据，没有任何证据，违背情理，违背当时的法律、法令，错误至为明显。
一、 指控郑冠岑为反革命恶霸，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任何证据。
经查长汀县法院档案，仅由“没收反革命罪犯之全部财产者，…四十一，郑冠岑（恶霸）”之记载（证据一）。又查长汀县公安局档案1号、案卷1307号、郑X档案（案别反革命、类别恶霸）中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证系反革命或恶霸。卷内仅有郑冠岑本人手书自传一纸（证据二（1）），郑妻范秀珊保外就医申请书（证据二（2））和一份没有日期、签名或盖章的“罪状”（证据三）。换言之，本案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没有审讯笔录、没有坦白交待供述材料、没有证人证言；也即没有任何证据。
郑冠岑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是事实，但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期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国民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毛泽东选辑》P291）又查1956年3月10日中央10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者……，至于1946年解放战争前的，如有严重罪恶和民愤也应视为反动党团骨干论处。“…..（四）恶霸，指过去在城市或农村仲，依靠或组织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人民群众，罪恶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
郑冠岑是1941年1月至43年12月任县党部署记得，他没有任何罪恶，也无民愤，他于1943年底自动辞职；一无依靠反动势力之事实；没有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群众之情事；更无罪恶重大，查有实据之事实；因而认定其系反革命（恶霸）显然是错误的。
二、 对郑X之指控皆系张冠李戴
第一，郑冠岑之罪状之一为：“与曾玉霖、曾纪汉组织戡共总队，一贯死硬反共”（证据三）。
查曾玉霖档案证实：（1）组织“戡恭总队”者是曾玉霖、芦新铭、易启基、吴德贤、黄慕贤、曾继汉、曾继榕、张选榕等人（证据四（1）），郑冠岑并不在其中。
勒索戡乱捐几十亿也是由曾玉霖、芦新铭、陈瑾、马钦杰等分赃的（证据四（4））。
组织戡共总队的时间是1948年（证据四（1）），而郑冠岑早在1943年底便已脱离政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任县立图书馆长、民治日报社长，1947年成为一名普通的师范教师（证据五（1）（2））。也即，他丝毫为利用曾任党部书记一职来谋取任何特权。
第二，郑冠岑之罪状之二为：“恃反动势力压榨商民黄丽川、天成银楼五胶丰计黄金十斤以上”。
查曾玉霖档案证实：曾玉霖牵同恶霸布置武装，敲诈天成银楼与黄丽川两家金子几十两（证据四（2））。而郑冠岑1943年底便因看不惯争权夺利之争斗，放着官不作愤而辞职，反映了其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品质，加之从其出身，所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品质上考虑亦无此可能。
第三，郑冠岑之罪状之三“解放后与卢魏奇（已平凡）组织特务煽动亲信郑棣溱，前往郑江匪部任秘书”。
查郑棣溱档案证实：郑棣溱从未提及郑冠岑煽动其加入匪帮之事，而郑棣溱本人则供认是郑江（匪部）四人到其教书处（童坊小学）要其当秘书的。查长汀一中1950年7月教员政治情况调查(证据六)表明，郑冠岑系长汀一中历史教师，而郑棣溱则为童坊小学（捕前为县公安局文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人曾相识。
最后，郑冠岑之罪状之四“私藏枪支交给曾纪汉，由其转交曾广擅上山为匪，攻打童坊区政府，杀死我战斗员郑XX等贰员。”
查曾玉霖档案记载：“煽动爪牙曾广擅……袭击我青岩四宝工作团，击毙我公安队两员。”
上述所谓四大罪状均无口供、交待材料，均无检举揭发材料，亦无审问笔录，没有证人证言，反之，证人曾玉霖、郑棣溱之档案中皆有上述材料，而曾纪汉、卢魏奇之档案已无处查询。证据查明对郑冠岑之指控皆系张冠李戴，将他人所为之事误作郑冠岑所为。
我以为有错必纠是我党一贯政策，也是我党获得人民拥戴、克敌制胜之法宝。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反复强调了上述宗旨。例如：
1、1979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的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2、1982年12月25日，公检法党组《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意见的报告》。
3、198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公检法党组《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意见的报告》。
4、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报告》。
5、198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通知》。
6、1988年8月5日，法（办）法（1988）18号最高法院印发《处理涉台刑事申诉民事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上述文件均强调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之原则；强调对冤、假、错案应不受任何干扰，坚决平反纠正；强调政策和事实是党的生命，彻底平反过去遗留之冤、假、错案；强调务必将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坚决纠正过来。
鉴此，我代表我们全家请求贵院对此案重新复查审理，撤销原判，宣告郑冠岑无罪，判决归还被错误没收之全部祖遗房产。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郑x
1993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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