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是如何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的？ 郭国汀
   
   陈泱潮先生在其《特权论》中对构成特效强酸腐蚀剂之一的“国家机关自治化”作了剖析。他指出：国家机关自治化，就是人民无权、无法、无力监督当权者，后者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和愿望，而不是根据人民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去发号施令。也即当权者能够有效地剥夺和压制人民的主权。在共产专制体制下，国家机关自治化必然导致政府官员由公仆变成恶奴：
   
   首先，国家机关自治化为当权者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横加迫害提供了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检举揭发程维高的郭光允被打击报复劳教三年！揭发贪官的农民被割舌；民间义士郭起真因揭发本单位领导遭打击报复判刑并开除公职数十年反复受到公安拘捕骚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报禁使得全社会没有任何象样有效的监督力量，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哪有不腐败之理。中共纪检委根本无法起到有效的制约监督作用，最多起到内部争权夺利斗争调节器的作用，甚至往往起到二次腐败污染的效应。为调查赖昌星一案，中纪委出动几百人在厦门包租整座四星宾馆一整年！而那些钦差纪检官员的二次腐败浪费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以天文数字计，对厦门的经济恐怕是雪上加霜。

   
   其次，国家机关自治化，使得人民既不能选举官员，因为他们全是共产党任命的，且用等级制强制固定化；也不能撤换不称职的官员。中共官员皆由共产党独家任命，不学无术缺德少才乏能无关紧要，只要能吹牛拍马即可。只要不公然犯罪，一般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即便其贪污腐化受贿，只要上层有够硬的后台靠山，总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调离原地另赴他方继续腐化堕落。
   
   再次，国家机关自治化，使得人民对国家机关的施政情况无权与闻。既不能事先参与讨论、制定、规划、审查更谈不上监督制约国家机关行政。以致政府官员得以随心所欲任意胡作非为，瞎指挥，贪污受贿浪费挥霍无所顾忌。远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近者诸如三峡工程，国家大剧院，磁悬浮列车等大大小小政绩豆渣工程无不如此，更不用说反右、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了。在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上述荒唐至极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一天也不可能持续。因为对当政者最有效的监督力量来自人民，而人民的监督最有力的方式来自舆论新闻监督。贪官污吏不怕上官也不怕下民，唯最怕报纸电视揭其腐败无能缺德乏能的真相。且民主社会权力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同意，此种授权与同意定期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举行，故民选官员主要出于一种荣誉感责任心参与竟选。而不会象中共官员那样主要出于争权夺利的目的钻营。
   
   第四，共产党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实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过程，就是官僚垄断特权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即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是使劳动者在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中，变成了生产资料，变成了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会说话的工具”。因此，国家机关自治化使“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中共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后，分别通过土改强抢地主土地财产，三大改造豪夺工商资本家财富，再通过人民公社再夺走农民土地，另加长期低工资低福利方式超额积累；最后通过特权官商勾结化公为私，使中共特权阶级从流氓无产阶级变成了流氓强盗资产阶级。而广大工农则一夜回到解放前。苏联解体时是按每个公民平均分配原国有资产股份，而中国国有资产通过所谓国有体制改革，几乎全成了太子党，或官商勾结瓜分的对象，中国人对全民所有的财产如今早已名存实亡。如今最后唯一剩下可供抢夺的财富是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正是为何近年来圈地侵占土地纠纷日益白热化的根源。因此，中共实质上是以国家暴力作后盾的强盗官匪，无耻下流至极。
   
   第五，国家机关自治化，使本应是公众公仆的国家机关，变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僚军事统治机器，使官僚主义特权阶级可随心所欲地狂吞滥占人民财富，狂饮滥吸人民膏血。例如，最近胡锦涛访加期间，所到之处皆包整座五星饭店，挥霍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如无物；若在西方民主国家，仅此一项就足以让胡锦涛老老实实下台！江泽民代表中共发起的祸国殃民残暴镇压法轮功运动更为典型，且不说其枉法非法，仅耗费纳税人血汗钱至少数千亿一项，就足证中共专制暴政的荒唐至极！吾国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成亿，他们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吃饭皆成问题。贫民子弟大量失学，贫民家长往往在孩子成功录取大学之时选择自杀！这是何等人间悲剧？！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无能挥霍浪费之疯狂皆举世无双，可人民大众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中国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更无批评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或途径。
   
   第六，陈泱潮最后得出结论：国家机关自治化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徒有虚名的蠹虫们的藏身之所！是箍在人民身上的紧身衣！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社会法西斯专政！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壁垒！
   
   陈泱潮先生写于1974至1976年的《特权论》是一部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病理及防治的杰作。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病根——高度组织政经一体化的社会生产与权力被共产党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矛盾的不相容性作了准确诊断，并针对该病根提出了对症下药的民主革命两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保障人权实行法治等解决方案，不无真知灼见。若当年中共当权者有足够的智慧道德勇气和责任感，勇于正视现实面对问题，今日中国信仰道德生态危机三危并临的严重危机根本不可能出现。令人痛心的是，该堪称天才的奇书仅为手工油印本及在1979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过，1984年在伦敦出版英文版，迄今未有母语版本。这是中共剥夺公民出版自由权的又一罪恶后果。
   
   南郭认为：唯有党禁开放报禁开放，中国才有可能走上和平变革之道。没有党禁报禁开放，试图在中共主导下进行改良让中共自动退出历舞台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唯有实现全部官员定期由人民在公开公正公平基础上自由竟选产生，将中共包括任何政党彻底清除出公检法司行政权力部门，才能消除共产专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的严重病根。没有真正的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演讲自由，决不可能有民主法治人权，也不可能有宪政。唯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才有可能有效制约国家机关迫使政府官员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然而江山易改，豺狼本性难易。中共专制流氓本质豺狼本性冰冻三决非一日之寒，故国人千万不要再次受中共虚假新政政治秀所骗。从中共謦竹难书的滔天罪恶历史及目前日益变本加厉的黑社会化流氓化治国术及对和平理性维权律师频繁打压甚至动粗来看，最近郭飞雄、李方平、许志勇、唐津陵、郭燕、赵昕等坚持在国内战斗的和平理性维权人士屡屡遭受中共黑社会流氓暴力人身侵害的事实，足以证明其决无自我改善改良之任何可能；因为一个社会如果连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都毫无保障的话，那么可以断言此种社会肯定没有人权。检验中共是否有改恶从善放下屠刀之诚意的试金石乃是：立即开放党禁报禁！若中共真下决心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南郭当然乐意收回成见！不过南郭对此从不报任何希望！
   
   大纪元首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