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五年。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
   
    设计喧泄渠道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两次天安门事件，表现了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的尖锐化。

    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这就是从八九民运到“六四”事件的进行机制。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讲得又对又不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九八零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是夭折，肃清封建主义不是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零年可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共产党享有特权和政权机构发生腐败愈演愈烈，人民的怨愤不断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的不满。人民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反其道而行之，以撤换改革派领导人来压制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九八七年的那一场“反自由化”，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而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又是由一九八一年的“反自由化”、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一九八五年的镇压学潮逐步推动起来的。就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阶级斗争导致混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得不彻底。不去消除特权和腐败，而是用“反自由化”来压制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确实是“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邓小平不作分析，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避免，在什么条件下不可避免，一味强调事件的必然性。这位“总设计师”无非是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设计辩护，推卸自己的责任。
    教训之一：若要避免不希望发生而在将来又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波，宜未雨绸缪。现在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比一九八九年更困难了。至少要设计一种便于人民喧泄怨愤的渠道。无论什么人，有气总是要出的。平时没有出气的地方，一旦抓住机会，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大出一口气。广开言路，解除报禁，让人民有气慢慢出，也许可以避免爆炸性事件的突然发生。当然，治本之道是满足人民的要求，以至无怨无愤，无气可出。
   
    遵守游戏规则
   
    发生了政治风波如何处置?
    八九民运提出的具体要求不过是和政府对话。对话本来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动，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要求政府对话，已经是极大的讽刺了，而政府竟拒绝对话。善良的中国人民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党和政府一再激化矛盾。要求对话就是“动乱”。对话没有实现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人民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收回“动乱”的帽子。党和政府的回答是戒严。人民奋起，劝阻军队进城。发昏章第三，下令开枪。人民并没有拿起武器，在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出动军队，至少是一种没有信义的行为。用邓小平所熟知的打桥牌的语言来说，叫做不遵守游戏规则。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论由三句话构成一个体系：“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靠“党指挥枪”取得政权以后，还是靠“党指挥枪”掌握政权。这种权力论，《沙家浜》中的胡传揆早就把三句话概括成一句话：“有枪便是草头王”。“六四”开枪，且不说正义不正义，就说必要不必要，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也是完全不必要的。除了政治上的无能想不出办法之外，主观上的原因就在于迷恋“党指挥枪”，只能说邓小平急于表现“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本色。
    “六四”开枪以后，陷入内外交困，殆非始料所及。其实，招致最大的损害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那就是出现了掌权的合法性危机。
    教训之二：不遵守游戏规则赢了也不光彩。遵守游戏规则是人际交往的起码要求，否则是无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常常不遵守游戏规则。思想问题老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当然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笼罩一切，已经够窒息了，政治问题又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如何得了！如果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将来不出军阀、不搞政变，就立下一个规矩：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从政治上解决，只有发生武装入侵才能出动野战军来解决。是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一切都要照章办事。
   
    及早主动平反
   
    五年来，每逢“六四”，“党和国家领导人”胆战心惊，总是出动大批军警、便衣，先把北京大学控制起来。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个血腥的日子。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改革开放是一个焦点，“六四”事件是另一个潜在的焦点。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形成的政治态度，有四种排列组合，也可以说是四个派别：
    ——坚持改革，坚持开枪;
    ——反对改革，反对开枪;
    ——坚持改革，反对开枪;
    ——反对改革，坚持开枪。
    坚持改革和坚持开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改革和反对开枪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两者看起来相反，其实还有共同点，都是折衷主义的派别。坚持改革和反对开枪是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改革和坚持开枪也是有必然联系的。这两个都是彻底的派别，形成对立的两极。折衷主义的派别是不能持久的，必将分化，最终归入后两个派别中的一个。现在，“坚持改革，坚持开枪”成了主流派，邓小平当然是这一派的代表。暂时还能以折衷求平衡，但维持不了多久，下一个回合就是两个彻底的派别的较量。“六四”事件是比改革开放更为敏感的话题。邓小平身后，无论是权力机构的争斗，还是人民争取权利的运动，都将从这里破题。
    教训之三：为了消除隐优，“六四”事件宜及早平反、主动平反。常言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流的血太多了，无论是北京人民流的血，还是解放军战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愿不要再流血。欠了债总是要还的，能否探讨血债可以不用血来还？我想是可以的。当然在人民中种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解的，用别的办法需要加倍地偿还。如果欠了债不还，人家上门来逼债，说不定还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自己不还，弄不好就得由儿孙来还。所以，错过了时机，恐怕人家就不要你平反了。
    即使平反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不是平反了吗？为什么又出了更为严重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且，制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正是推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邓小平。邓小平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转换，颇为耐人寻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是群众拥戴的人物；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成了人民批判的对象。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因而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暴徒”，又输得精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站在毛泽东的位置上，使赵紫阳成为受害者。在在皆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有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条件，而邓小平不过充当了历史的玩偶。“六四”事件平反以后，就要进一步追究发生天安门事件的制度上的根源。
   
   
   《大路》月刊（美国）1995年6月15日